上古时期(原始社会、夏、商、周)的音乐概述

文苑聽琴 2022-07-21 07:47:23

注:本文摘自司冰琳所著的、中华书局2013年4月出版的《一本书读懂中国音乐史》第3页——第5页,版权归属原作者。


早在远古时期,音乐就随着人类的出现而产生,并伴随着人类生产力的进步不断发展。中国是世界上音乐文明发源最早的地区之一。从目前考古文物的发现来看,中国人在九千年前的中原地区便创造了真正的乐器,河南省贾湖新石器遗址出土的骨笛中国音乐文明的久远。原始社会的音乐一般可从乐舞和乐器两个方面考察。原始乐舞是指歌、舞、乐综合于一体的艺术形式,是中国以及世界范围内音乐与舞蹈的早期形态。原始乐器大多为新石器时代的产物,主要为打击乐器和吹奏乐器两大类。这时的乐器制作比较简单、粗糙,一般采用动物的肢骨、石头、土等大自然中常见的材料制作而成。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器物不是现代社会所认为的真正意义上的乐器,如骨哨、陶角等,它们可能是原始人用来狩猎或传递某种信号而发明的器具。对于原始先民们而言,他们看重的不仅是这些乐器本身的音乐性能,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乐器被赋予的巫术、祭祀等方面的神秘功用。

从夏代开始,中国由原始社会进入了阶级社会,夏、商两代相继建立奴隶制王朝。夏、商时期的乐舞形态延续了原始社会歌、舞、乐三者合一的艺术形式,但在乐舞内容上却鲜明地反映出阶级社会艺术作品的特点,即体现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这时的乐舞已经渐渐脱离原始乐舞为氏族所有的特点,逐渐成为奴隶主贵族们用以歌功颂德的工具。夏代的《大夏》和商代的《大濩》是夏、商两代代表性乐舞,都以英雄为歌颂对象。例如夏代的大禹治理洪水,造福人民,于是出现歌颂大禹治水功绩的乐舞作品《大夏》。夏末的暴君桀统治之时,暴虐无道,商汤讨伐之,商代初年就有了商汤伐桀的乐舞作品《濩》。此后,乐舞的表现内容渐渐脱离了原始社会以图腾崇拜为中心,由对神的敬畏和膜拜转而变为对英雄的歌颂和赞扬。商代巫风盛行,出现了专司祭祀的具有很高文化水平的巫(女巫)和觋(男巫),他们为奴隶主所豢养,能歌善舞,又能占卜吉凶,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可以说他们即是中国音乐史上较早出现的职业音乐舞蹈家。商代的乐舞还有用来求雨的“雩舞”、用来驱鬼逐疫的“魌舞”以及用来祭祀祖先和社交活动的“桑林”等。

乐器的发展与生产力的关系十分密切,商代青铜铸造业的发展以及文字的发明和使用,都为精美的青铜乐器制作提供了可能。青铜乐器比之前代乐器,无论性能与音色,还是外观和规模,都极大地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力,称为古代乐器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变革。

西周社会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成熟的宫廷雅乐体系,。雅乐作为古代祭祀天地、神灵、祖先等典礼中演奏的音乐和表演的乐舞,用于周代社会及礼仪的各个方面,如郊社、宗庙、军事大典等。在这些活动中 ,最被推崇的雅乐内容是六部乐舞,它们是六个时代乐舞作品的集大成者,因此也被称为“六代之乐”。具有深刻文化历史内涵的集音乐文化精华于一体的“六代之乐”堪称时代史诗。作为祭祀大典表演的乐舞,除了供奉祖先神灵外,最为重视的是教育和道德意义,统治者希望能够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因此在音乐中营造出庄严、肃穆的气氛,体现出统治者的审美理想。作为宫廷典礼和宴会中表演的乐舞,其目的是使参加典礼的贵族子弟受到伦理教育的感化。这种乐舞具有一定的观赏性和实用性,比如军事大典中的音乐要有鼓舞士气的作用,朝会宴飨中的音乐也要有些美感才能符合王公贵族们的欣赏口味。《乐记》中的“魏文侯篇”和“宾牟贾篇”都有对古乐的描述,从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的雅乐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和鲜明的时代特征。

春秋已降,随着周王室力量的日趋衰落,西周建立起来的等级森严的礼乐制度面临大厦将倾的境地,各诸侯国僭越礼制的现象已初见端倪,摇摇欲坠的礼乐制越来越遭到摒弃,而新兴的民间俗乐——郑卫之音正要登上历史舞台展露风姿,它以新鲜的表现内容和生动活泼的形式,受到各地诸侯贵族和庶民们的青睐。雅乐和郑卫之音相争的态势,可谓愈演愈烈。音乐是随着时代而变化的。战国时期的雅乐逐渐僵化,而此时各地的民间音乐迅速地发展,这种以娱乐性为特点的乐舞受到人们的喜爱,就连王公贵族们也都热衷于此。魏国国君魏文侯与子夏有一段著名的对话,“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这个让魏文侯困惑的欣赏古乐和新乐不同感受的现象,其实很有现实意义,千百年来雅俗关系都是中外音乐史上争论和关注的热门话题。可惜当时子夏的回答并不得要领,问题的实质是古乐已经没有感动人心的魅力,而新乐则因为朝气蓬勃让人听得不知疲倦。代表古乐的雅乐遭遇代表新乐的郑卫之音,在一老一新的对抗中,郑卫之音因为更加符合时代发展的需求而成为胜利的一方,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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