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兆辰:宁可先生对中国封建社会研究的新贡献

CNU古代经济史 2022-05-01 11:31:43

宁可先生与邹兆辰先生在首师大家属区的合影



摘要:在学术界对“封建社会”概念的诸多质疑声中,对封建社会的总体研究也相应淡化。宁可先生排除干扰,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道路》一书中对中国的封建社会进行了全方位的剖析,构建了一个中国封建社会研究的新框架。该书分析了中国封建社会建立的特殊的外部条件,即中国封建社会所处的地理环境,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的特点进行了多层次的剖析,对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情况进行了深入分析,从而对于全面地认识中国封建社会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解释模式,是宁可先生对中国封建社会研究的一个特殊贡献。



手捧宁可先生这本依然散发着墨香的遗著《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道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以下简称为《历史道路》),就仿佛看到先生那副慈祥睿智的面孔,听到他那精辟深刻的论述。他没有离开我们。书中所讲的不就是他几十年来一直向人们表述的基本思想吗?




宁可先生从1953年踏上高校历史课的讲台以来,一直研究和讲授中国古代史和史学理论,几十年来,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渗透到中国历史实际之中,讲授了一门理论性很强的中国古代史课,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道路的理论体系。正如他在书的“序”中所说:这本书是他“五十年来教学与研究工作的结集”。在“序”之后,标明写于2013年12月,那时,他已经因病重住进空军总医院,而他去世的时间是2014年2月18日。这表明他在住院期间,还在进行全书的修改和定稿。这真正是他辞别人世时,留给人间的最后的献礼。

《历史道路》一书对中国的封建社会进行了全方位的剖析,构建了一个中国封建社会研究的新框架。该书分析了中国封建社会建立的特殊的外部条件,即中国封建社会所处的地理环境,以及地理环境对封建社会的形成与发展的影响;该书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进行了多层次的剖析,特别是对于封建社会的生产力状况如农业生产力状况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对地主阶级和封建国家在经济结构中的作用也有精辟的论述;该书还对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情况进行了深入分析,、发展及特点,古代吏治的得失与借鉴,分析了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的特殊表现,如忠君思想的表现;对中国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和农民战争也有实事求是的分析;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中的一些规律问题进行了探讨,如人口变迁的规律,封建王朝兴亡的周期律等问题。该书还对6-14世纪这一时段中国社会生活变迁情况进行了纵向的分析。总之,该书对于全面地认识中国封建社会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解释模式,在这个模式下人们还可以进一步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这是宁可先生对中国封建社会研究的一个特殊贡献。


重视社会历史实质的研究,不在概念问题上做文章

 

探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道路,首先要确定中国是否存在封建社会。

建国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指导下,许多史学家运用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探索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中国封建社会的分期、中国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问题等。、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大量的探讨,形成了非常丰硕的成果,许多历史学家(包括已故的历史学家)为此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近年来,学术界对封建社会和封建主义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过去流行并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正宗的、依次更替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五种社会形态或五种生产方式迭经质疑和争论,已不再认为它是社会发展的普遍的必经的途径,相当多的人或者对此公开否定,或者悄然放弃,至少是淡化了。代之而起的是形形色色的历史阶段划分,例如:酋邦社会—宗法社会—集权社会—专制主义社会;古代—中古—近古—近代—现代。对于封建社会、封建制度、封建主义等也有诸多的质疑和争论。目前最有影响的一种是认为,封建主义是指先秦“封诸侯建同姓”的那种制度。秦始皇统一六国,废封建、行郡县、车同轨、书同文之后,中国已经不再是封建主义了,而应当是专制主义、专制制度或者说是“皇权主义”。这种状况使人们对于社会形态问题产生了一定的思想混乱,近些年来,对于“封建社会”作为一个历史阶段或社会形态进行整体的宏观的探讨也逐渐减少。

宁可先生作为一位严肃的历史学家,对于学术界出现的这一系列问题非常关注,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并且在人们往往避谈的问题上,投入了更多的精力。进入新世纪以来,他围绕社会形态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在《历史道路》一书中他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集中论述。

    宁可先生认为,人们对战国以来新的社会形态赋予了各种各样的名称,。”宁可先生追溯了“封建社会”这一概念产生的由来。“封建”一词,最早是日本人从Feudal转译过来而被中国人接受了的。Feudal所指的是西欧中世纪的那种封臣以领地的形式从领主手中获得土地构成采邑或者庄园,生产劳动主要由农奴承担的社会形态。中国人移用这个词时,把它同形式相近的先秦的“封诸侯建同姓”的制度混同了。“不管怎样,中国的‘封建社会’作为一个历史阶段和社会形态终究与Feudal有别而存在着了。”宁可先生说:“其实仔细把它同西欧的Feudal对照,发现二者虽然有别,但相似之处也不少,那就是在小生产基础之上的大土地所有制。我们不妨在找到更好的术语之前,暂先遵从习惯,把战国到建国以前的这两千多年的历史称之为封建社会。”在《历史道路》一书中,他再次强调:“我们在找到更好的术语之前,暂先遵从习惯,把战国到新中国成立以前的这两千多年的历史称之为封建社会。”


从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上入手


长时段的历史研究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重视所研究对象所处的地理环境。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的成名之作《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编者按:新译《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就是从总体历史的思想出发,把16世纪后半期即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在位时期的地中海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首先以大量的篇幅讨论了地中海的自然地理状况,进而探讨了该地区的经济社会状况和文化生活,,立体地再现了所述时代地中海及相关地区人类的全貌,从而构成了一个长时段的历史思考方式。长时段的特点就是在这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中,他所处的社会历史的环境几乎是很少变化的。中国历史从秦汉到清末这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就是处在一个基本稳定的地理环境之下的。

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商务印书馆,2013年新译本


宁可先生对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曾经作过理论上的考察,同时他也重视考察中国历史发展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历史道路》一书中的第一章讲历史上的中国,第二章就讲中国历史发展的地理环境。

什么是地理环境?宁可先生提出了这样的概念:“地理环境,或称自然环境、自然条件、自然基础,是社会物质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它包括在历史上形成的与人类社会活动相互起作用的自然条件,如地理位置、地形、气候、土壤、水文、矿藏、植物、动物等,而为上述诸方面及其相互作用下形成的复杂的综合体。”

他指出:与人类社会活动交互起作用的地理环境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因为第一,地理环境因自然本身的发展而引起的变化虽然一般说来是缓慢的、不大的,但终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相当的影响。第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人类活动交互起作用的地理环境不断扩大,如今已伸展到了外层空间、深海和地层深处。第三,自人类从自然界分化出来以后,人类就通过劳动,从单纯依赖于自然界、利用现成的自然条件,逐渐走上了改造与支配自然界,以为自己所用的道路。而这种改变了的自然界又给人类的历史活动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前所未有的问题,如能源、污染、生态平衡等。第四,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同样的自然条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起着完全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相反的作用。总之,地理环境的范围、深度,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各不相同,这不仅是由于自然本身的发展,更取决于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水平和社会制度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人类改变、利用和控制地理环境的能力。因此,“我们说地理环境是一个历史的范畴。”

宁可先生把中国各族人民的祖先活动的地区称为“东亚大陆”,它呈现一个自西向东倾斜的一个大三角形。“东亚大陆”地理环境的复杂性、多样性与差异性,使得农业、牧业、渔业、狩猎、林业、工矿业等都能因地制宜得到发展,纷然并存,给中国的经济发展与交流带来了有利条件,也造成各地区经济生活、社会发展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

宁可先生把“东亚大陆”分为六个地理区域,即东部地区、北部地区、东北地区、西北地区、西部地区和西南地区。它们既是历史上的地理区域和经济区域,。其中,东部地区是“东亚大陆”的核心地区,也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中心地区。这个地区北到长城一线和辽河中下游,东、南濒海,西到贺兰山,经四川盆地西侧的山脉到云贵高原东部,西北部凸出,即河西走廊。秦岭和淮河是划分本地区南北的天然分界。这个地区大部分处于暖温带、亚热带和热带,在东亚季风区内,气候温和,雨量适中,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交通便利,很早就有了农业,是“东亚大陆”的主要交通区。黄河中下游地区首先进入阶级社会,成为中国古代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区。由于气候逐渐变冷和北方战乱,黄河流域农业生产和人口大大下降,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地区发展水平超过了黄河中下游,逐渐取代黄河流域成为全国经济的重心,。“东亚大陆”的东部地区从秦汉以来的两千年中经常处于统一状态中,本区内的经济文化联系与交流也始终没有中断过。这个地区活动的民族主要是汉族,随着经济文化的交流和民族融合的不断进行,汉族日益扩大和发展,成为“东亚大陆”的最大与最重要的民族,并对其他地区产生巨大的影响,是“东亚大陆”各地区、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一个统一体的主要力量。

地理环境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产生过哪些影响呢?宁可先生提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使中国古代历史发展具有早熟性而又有延续性。

“东亚大陆”适宜的地理环境使它成为古人类的故乡之一。大陆中部与南部的暖温带、亚热带和热带气候与丛林草地交错的自然环境,有利于古猿的生息繁衍。大陆各地区的交往所受限制不大,古代中国文化发展可以由点到线、由线到面,面与面之间互相联结,形成更大的面,有广阔的发展余地。

第二,使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带有很大的独立性而又没有孤立性。

黄河中下游是本地区经济文化的中心,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扩展到长江中下游,使得本大陆各地区经济文化交往具有向心性,逐渐形成以汉族为中心的独立文化区,文化区内部有充分的发展余地。但是,由于中国文化向世界各地的扩散及其影响,外来文化也不断融入中国,因此没有孤立性。

第三,使中国各民族文化具有多样性而又带有共同性。

由于地理环境等因素,进入阶级社会后各地区差异性有所发展,各具特点,发展速度也不一样,人口数量与密度、经济文化生活各不相同,从而使中国历史发展与历史上各民族的关系呈现复杂的面貌。但是,各民族发展的共同性和统一性趋势仍然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以汉族为主干,具有强大的向心力的统一性与共同性。

古代汉族文化就是在大陆集约型农业基础上形成的文化。这种文化具有的特点是:(一)现世性。人们追求的是现世生活的安定、平衡和满足,不过多地寄希望于神秘的命运或偶然的机遇,也不过多地期望于来世或天国。古代汉族的宗教观念、宗教情绪不甚浓烈,儒家成为最现世化的思想并成为古代中国思想的主流。(二)实用性。人们往往着眼于现世最需要处理和解决的种种实际问题,而不大去设想或构造那些遥远的东西。(三)经验性。思维方式更多的是经验的,实证的,是与实践、实际相结合,往往以对现实的有无用处为标准,而不大立一些抽象的标准,不大运用逻辑的推理去论证一些事物的真伪或是非。(四)重视人事。即重视人际关系,人的作用,道德,伦理关系,是一种中国式的人文主义。追求从个人到家庭、宗族、乡里、国家之间的秩序,协调,和谐,讲求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从社会经济结构及其运转上进行长时段探讨

 

宁可先生在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道路的研究中思考最多的问题是中国封建经济结构及其运转的问题。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他就和一些学者组织发起了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问题的学术研讨会,并和国内各方面学者一起探讨这个问题。在当时,这是一个引起国内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问题。大家知道,在古代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我国曾经是世界上先进的封建大国,但是到了近代,却变成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里面有许多历史经验教训需要我们加以总结,其中就包括要对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当时,学者们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认识不一,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以小农为主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这种“男耕女织”的传统直到明清时期仍然是农村的普遍现象;有的人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最终根源是地主制经济,秦汉以后,地主制经济结构一直延续到解放前,地主残酷剥削压迫农民,使封建社会长期延续;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核心是小农经济,在封建社会前期土地国有制情况下更是如此,到封建社会后期,小农经济仍然占很大比重,他们强调的小农经济基本上是指自耕农经济;还有的学者认为大地主、大商人、高利贷者三位一体,使农业和手工业的商品生产和私人工商业得不到发展,资本主义萌芽成长缓慢。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推动了史学界关于封建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推动了区域经济史的研究、断代经济史和各种专题的研究。

但是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过去流行的并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正宗的五种社会形态说不断受到质疑,人们经常说的封建社会的问题,被认为是一种“泛化的封建观”。此后,关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的问题自然也就很少有人再讨论。宁可先生对封建社会经济结构问题的关注比上世纪80年代的讨论有了新的发展,例如他在《历史研究》2000年第2期上发表一篇题为《中国社会形态研究中应当注意的一个方面——商品经济》的文章,提出在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的研究中应当注意商品经济的作用。宁可先生认为,对于中国十五六世纪以后何以落在西方后面,中国的资本主义何以发展不起来,中国近代化的步子何以如此艰难,学者们提出了种种原因,如明清的闭关锁国政策,,传统的重农贱商观念等等。他认为,“还是应当特别从经济的深层,从历史发展的长过程中寻找原因。从中国社会形态的研究,寻求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不能不注重中国经济形态的特点,这里包括了商品经济的特点和作用,而寻求中国经济形态的特点,商品经济的特点和作用也许能给我们以线索和启发。”他认为,商品经济可以说是封建经济的润滑剂、催化剂、驱动剂,没有它,封建经济就不能运转,更谈不上发展。我们甚至可以说,封建经济发展主要看商品经济的发展。

在《历史道路》一书中,有两章是谈中国封建经济结构及其运转的问题。宁可先生已经不像上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那样过分地强调经济结构的某一特点,而排斥其他特点。例如要么强调自然经济就排斥商品经济,要么强调小农经济就排斥地主经济的作用,要么强调地主经济就排斥小生产的特点,还有的学者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发展的阻碍就不谈经济基础的作用。读了这一部分给人的突出感觉是他力图避免片面性地强调某一方面的特点而忽视多因素的作用。

首先,他指出了什么是社会经济结构?他说:“经济生活中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诸方面、诸关系、诸环节,它们之间的构成和关系即形成了社会经济结构。它不是静态、凝固不变的,而是动态的,一直在运转着、变化着、发展着。”这里他以动态的视角来考察经济结构的问题,是在经济结构研究的方法论上的一个巨大的进步,值得关注。比如,人们常常说封建经济是一种自然经济,即以生产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经济。他认为,“这话也不错,但也不完整。”因为交换是必须的,仅仅是产品的交换是不够的,更需要商品的交换。封建经济并非是一个绝对封闭静止的系统,它靠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因素运转,具有相当多开放性和活动性。商品经济就是这种开放性活动性因素。说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并非说商品经济不重要,相反没有商品经济,整个封建经济很难运转,也很难发展。

在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分析中,他谈到了个体小生产农业的问题,其中包括在个体小生产农业的生产力基础上形成的生产关系;对农民和地主的分析。他谈到了手工业在商品生产中的地位,包括了家庭手工业、官府手工业和私营手工业。他分析了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中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与商品经济关联的城市与货币的问题。同时,他也谈到了封建国家的作用,,也具有经济的力量,在经济领域中起着程度不等的作用。

在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分析中,最有特色的部分是宁可先生关于个体小生产农业的分析。他指出,人们常说封建经济的基础和特点是小农经济,但这不确切。因为经济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这是不能混淆的。小农经济论者一说小农经济,好像就只是小自耕农经济,农民的多数——佃农、依附农和雇农不见了。他说,我们可以不用小农经济这个词,称之为“个体小生产农业”更恰当些。这是中国封建生产力的基础和主干。它的特点有:集约化农业;以一家一户为经营单位,独立从事生产全过程;生产资料——土地是小块的,最适合的形式是劳动者自己占有(自耕农),其次是劳动者个人长久使用(佃农、依附农)。这种个体小生产农业发展的速度是很缓慢的。

同时,宁可先生也分析了地主经济在封建经济中的作用。他认为,封建经济并不就是农民经济,也不就是“小农经济”,而是地主经济占统治地位。地主经济是建立在个体小农业生产的基础上的,适应这样的农业生产力的特点,地主把土地分成小块,租给农民耕种,由农民独立经营,地主收取地租。这种封建地租是一种社会财富的强制性转移,其实际数量要超过土地作为生产要素的收益,是一种社会财富的积累。这些财富的去向,有地主的消费、购买土地、投入工商业、经营农村高利贷等。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他谈到了地主的奢侈性消费的问题。地主消费奢侈性手工业产品,所耗劳动多,物料价格贵,技术要求高,消费只限于少数人,不能转化为新的生产品或对生产有利,也不能提高多数人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它是社会财富、劳动、资源、技术的浪费。奢侈品消费需求的增长,从总体和实际上说对真正发展缓慢的封建经济不起促进的作用。地主奢侈性消费的增长往往导致农业生产的萎缩,也使农业这个大的生产部门的整体的交换和再生产能力下降。他指出:农业是封建社会最基本的生产部门,农业危机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危机。“因此,我们时常发现在一个比较长的封建王朝如汉、唐、宋、明、清等的末世,奢侈腐化浪费成风,吏治腐败,商业、城市畸形繁荣,而农村土地兼并激烈,国家赋税加重,农民生活困楚,整个社会处于崩溃的前夕。商业、城市的畸形繁荣是一种不正常的超前,并不完全标志着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相反是社会危机的征兆,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生活的一个特点。”宁可先生这个分析是非常深刻的。

宁可先生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论述中,最值得关注的部分是他对于这种经济结构运转情况的分析。他认为,中国封建经济结构诸要素的运转从农村开始,农产品大部分自行消费,然后再进行生产,这是一个小循环。其剩余产品和一部分必要产品循两条路线运行,一条经过封建国家赋役而注入其他地区和部门,这是非生产性的活动,或基本上是非商品性的活动;另一条是经过市场,进入城市手工业领域,然后再回到市场,而后再进入农村,最终完成消费,这是一个大循环。小循环以中国的气候及农作物生长周期即一年为运转周期。小循环的损耗是小的,效率是高的,但经济效益却不算高,至于大循环运转周期,难以一年为率,循环过程很缓慢,损耗也不小(自然损耗和人为浪费),经济效益也不算高,但还是有的。

探讨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必然要回答明清以后中国经济为什么会落后于西方的问题。宁可先生从自己对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分析出发,正面地回答了这个从20世纪30年代起人们就开始热议的问题。他分析了人们常常说到的外力的作用问题,,政策的作用问题,意识形态的作用等等。他强调:中国是一个大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资源丰富,文化积淀深厚,从这样特殊的国情出发来探寻中国封建社会原先发展后来停滞的原因,固然应该考虑到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尤其应该注重内部因素的作用,特别是更具决定性意义的经济因素的作用,长时性而非一时性(如政策)因素的作用。因此,这种以农业为主体的自然经济“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渗透晕染到一切事物上去,以致一切事物、社会现象、制度、意识形态,无不染上农业和自然经济的颜色,构成一个完整牢固的体系。虽然也有商品经济,但农民、地主和封建国家固有的自发的本性,很自然地会要维护这个自然经济体系,要排斥、抵制、限制、摧残属于“另类”的商品和市场。这在很长时间内是不可改变的,无可抗御的。此外,对于资本主义因素所以发展不起来,还有两个因素在起作用:一是缺乏原始积累,二是人口的压力。“总的说来,中国原本发展比较先进,而后来又相对落后,主要是两千多年来积累的,内部的机制、内在的因素在起作用。而这种机制和因素,主要又应当从封建社会的经济方面去探求。这就是我们对中国明清以后为何较之西方相对落后的所谓‘李约瑟难题’的简略回答。”


揭示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特点

 

在《历史道路》一书中,宁可先生用五章的篇幅谈与封建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情况,、主要的意识形态、。不仅内容十分丰富,而且在思想上对于我们认识封建社会也有十分重要的启示。这里择要举出几点:

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是具有细小、分散及个体的性质,?宁可先生指出:一是地主对土地的所有是独立的、分散的,不像西欧的各级领主那样在土地的所有、占有的权益上有那么多层次和联系。他们既然分散、独立、互不统属,那就需要在他们之上有一套权威的机构与一批权威的人物来集中地处理各种问题。就是说,,集中地给予既定的权威机构和人物,以代表他们的整体的、共同的、长远的利益,并处理地主个人、集团、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二是,由于地主经济本身的特点及在比较发达的商品货币经济影响下出现的土地买卖,土地所有权的转移是比较频繁、经常的。各个地主的经济地位也随土地所有权的转换而升降浮沉,不很稳定也不易维持长久,。所以,维持一个稳定的、,。         

三是,地主制经济下是十分分散的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个体小生产者,地主对农民的超经济强制不像西欧领主制下那么强。在经济上土地买卖可以使少量富裕农民有可能上升为地主,,这样单靠一个一个的地主分散地对农民行使统治权力是不行的。

总之,“封建生产的细小的、分散的、个体的性质所带来的地主经济的独立性、分散性、不稳定性,使得地主阶级需要建立一个高度集中的、,,而中国封建社会中占上风的统一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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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很大,肯定者有之,否定者更多。有些论者把它同封建主义和儒家思想一起当做一切罪恶的本源,使中国无法进入近代社会。直到今天,流毒仍然无穷无尽。今天要现代化,、皇权思想等等。宁可先生认为,这种观点不能说没有一点依据。,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要看它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究竟起什么作用,而不能用今天的衡量事物的标准去衡量历史的事物在历史上的作用。他认为:

1.,归根到底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且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因此,不能把封建社会的一切问题和弊病都简单地归之于国家制度,特别是一些根本性的、长时期的问题。例如,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国近代落后问题等。、儒家思想、理学、八股文之类当成祸乱之源,而是要问一下,这些东西形成的历史条件或经济根源是什么,何以到明清时期形成阻碍社会发展的力量。

2.中国封建国家是地主阶级专政,,,归根到底是讲地主阶级国家或地主阶级在历史上的作用,不能抽象地讲制度的作用。地主阶级在历史上出现的时候是必要的,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比起奴隶制社会来说它是一个进步。,有其产生的历史原因,不是偶然的。总之,,它的形成起着巩固封建经济基础的作用,因此其形成是历史的进步。

3.。,控制强烈,各级机构层次分明,统属清楚,互相制约,而权力最后集中到皇帝一个人身上。

它的作用:一是有利于统一。不是说统一一切都好,但总的来说中国的统一还是对中国历史起了好的作用。统一有利于国力的加强、经济文化的发展与交流、有利于抵抗边疆游牧民族的侵扰,有利于社会安定。中国这样长久统一的多民族大国,也是我们近代没有沦为殖民地的一个条件。二是它的统治力量强大,对人民的统治是强大而严密的。三是它对社会生活包括经济生活与思想意识的干预是强烈的。对它的经济文化职能措施要具体分析,有的起了积极作用,有的则是消极的。大体上说,越到后来,它越不适应中国历史发展、经济发展的趋势,。四是有相当严密完备的制度、规章、法令、机构,好运作,行政效率相当高。但多数情况是机构重叠,职责不清,人员冗滥,办事效率低。,最后到皇帝手中,因此各级官僚只对上级负责。尽管有法有制度,但基本上是人治,缺少监督的机制。因此,,不仅不能自我调节改革,反而加剧扩大各种矛盾,引起社会的破坏崩溃。相反,,经济发展也是快的。总之,,需要联系到经济基础、历史条件、民族条件、不同时期、不同方面进行分析,不能简单一刀切。

(三)中国封建王朝存在着兴亡的周期律

1945年黄炎培访问延安,:我生六十多年,耳闻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律)的支配力。于是,中国封建王朝兴亡周期律的问题,是对历史学家提出的一个严肃的问题,许多历史学家作出了回答。宁可先生也对此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他画出了一个历代王朝兴替表,具体表明了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兴替的情况。其中短的王朝,如秦朝16年,隋朝38年。西汉、东汉约200年,唐朝和明、清接近300年。每一个王朝,大体上都经历了开始时的兴盛,过一段时期以后开始停滞,再过一段时间开始衰落到被新王朝取代。时间短促的王朝,确实存在其兴也骤,其亡也速的情况,显示了王朝兴亡周期律的作用。

其次,新王朝取代旧王朝有三种途径。第一个途径是战争。特别是旧王朝末年的农民起义声势浩大,直接推翻旧王朝。有的农民起义虽然没有推翻旧王朝,但给了旧王朝致命地打击,对旧王朝的覆灭起了关键作用。第二个途径是通过非暴力手段,,。第三个途径,崛起的北方游牧民族,借中原王朝战乱的机会起兵南下,征服半个或整个中国。

第三,他分析了新王朝建立后面临的三大矛盾。第一个矛盾是地主阶级跟农民的矛盾,第二个矛盾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第三个是新王朝跟北方民族的矛盾。这三个矛盾如果处理得好,局面就会改观,出现兴旺发达的盛世,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引起社会大震荡,引起王朝很快失败。有的学者认为一个王朝初建立的四五十年或统治者传到第二、三代时,就会到了瓶颈时期,能够通过这个瓶颈,即可获得较长时期的稳定。

第四,他分析了两千年王朝兴亡的启示。一是中国是农业社会,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一个统治者如何对待农民,成为一个王朝成败的关键。二是吏治问题历来统治者都非常重视,王朝兴起时往往很重视整饬吏治,而一个王朝之所以衰亡,很大的原因是吏治的腐败。三是历代王朝兴亡,乍看起来不免周而复始的循环,但并非单纯的回归,它应该像螺旋形一样,在不断的循环中不断上升,不断发展,上升发展到宋代以后势头受到阻碍。


毕生的耕耘   毕生的坚守

 

《历史道路》一书是宁可先生“五十多年来教学与研究工作的结集”。的确,这本书体现了宁可先生从开始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与研究时对中国封建社会问题的最初思考,到近五十年有关封建社会的一系列问题讨论,都在他反复研讨之内,而这一研究一直坚持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宁可先生不仅把这个中国古代史中最重要的历史问题坚持探讨了一辈子,更可宝贵的是他把自己长期坚持的理论与方法的底线坚守了一辈子。宁可先生在理论问题上勤于思考、积极探索、与时俱进是史学界所公认的,他对史学理论方面的贡献是多方面的。笔者在《宁可先生对史学理论的贡献》一文中对此有所分析,这里不再赘述。《历史道路》一书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著作,体现了宁可先生在历史理论方面的深厚功力。他虽然谈的是封建社会的历史道路问题,而涉及历史理论问题的方方面面。除了在上文中所谈到的那些问题外,我们不妨梳理一下他在书中所坚守的理论底线:

中国的历史是适用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基本理论来解释的,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发展而来的,到了近代则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封建社会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形态。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是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封建的上层建筑是适合它的经济基础的。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推动了社会的前进。

阶级矛盾归根到底就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的人化,在人们中的表现,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也只能通过人的关系、人的活动、人的矛盾来表现。这就是阶级关系、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阶级社会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产物,阶级社会的人的活动主要的或归根结底可以归结为阶级的活动,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

用历史主义的观点来考察历史上的问题。,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要看它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起什么作用,而不能用今天的衡量事物的标准去衡量历史的事物在历史上的作用。

用历史事物内部的因素,长时段的因素,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来分析问题。如分析中国历史发展原先先进,近代落后的原因,应该从最具决定性的经济因素的作用来分析,而不是一时性的因素的作用。 

这些观点都是他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就坚持的一些基本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核心内容。理论的创新需要勇气,理论的坚守也同样需要勇气。因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是需要经受长时间的考验,需要几代人为之付出努力的。宁可先生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道路》一书,是他给我们留下的一份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遗产。值得研读,值得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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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以《构建中国封建社会研究的新框架——宁可先生遗著《〈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道路〉的理论价值》为题,刊于《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复以《宁可对中国封建社会研究的新贡献》为题,被转摘于《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6年第7期。在本公众号推送时,内文据前者,并删减了注释,引用请见原文。


作者简介:邹兆辰,1940年生,福建福州人。19581962年在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学习。1980年起在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任讲师、副教授、教授。2000年退休后,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人员、首都师范大学教学督导员。20073月至今,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主要著作有:、《新时期中国史学思潮》(合著)、《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学》(合著)、《变革时代的学问人生——对话当代历史学家》、《为了史学的繁荣——对话当代历史学家》、《师友治学闻见录》、《英雄的悲剧——李秀成心理分析》等,发表论文及学者访谈文章160多篇。


 

本期编辑:美如仙境     悟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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