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服一名亟应废弃续一——华夷之辨的历史发展

彩云南国学之声 2022-05-11 08:37:41

在中国社会还没有进入封建社会之前,也就是三代以前,中国的思想观念中还没有明显的民族界限,以皇帝、炎帝、蚩尤等为代表的部落集团尚未形成今天所说的“中国”。随着部落之间的兼并统一和农耕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最先的部落集团开始在中原地区长期定居并形成华夏文化,为此后的“五方格局”和商周的“服事制”奠定了基础。

以往的研究中,我们普遍认为“服事观不仅是人们对先秦社会情况的概括和愿望,,。诸如程妮娜认为“中国古代王朝建构朝贡制度的理论发端,是先秦时期及其以来的‘天下观’和‘服事制’”,但同时其也提到作为处理民族关系的一种模式,服事制在当时未能得到实行。但是到了春秋末期以后,这一思想则越来越影响到中国历代统治集团的重视。

关于五服、九服的记载较为完备的是《国语·周语上》:“夫先王之制: 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和《周礼·职方氏》:“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与其同时产生的“五方格局”有着密切的联系。正是通过服事制才把中心和边缘划分开来,以至到周朝时,周天子居住的地方已经称为“中国”。春秋末期,周王朝中心区域因为经常受到周围族群的侵扰,因此势力衰弱,许多诸侯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使得原先的中心区域与周边的四夷逐渐的分离,构成“五方之民共天下”的格局,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华夷之辨”的思想也逐渐被传播开来。

然通过一些较早的文献记载我们可以大概了解到早期的中国民族观的形成,但是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于战国时期流传到今天的文献进行反思并提出不同的学术观点。赵世超认为对于早起记载的史料价值我们一方面要足够重视,“但相关文字的问题也很明显,必须加以辨析。一是过于整齐,存在人为加工痕迹;二是处蛮夷戎狄于王畿及诸夏邦国外围,与殷商、西周各族仍犬牙交错于中土的事实不符,代表的是战国人的历史观;三是将公、侯、伯、子、男系列化,造成服制与五等爵制及分封制等同的错觉,遮蔽了内外上下人各有服的历史真相,淡化了服在等级制形成中的作用。”通过这些文字表述,。

但是在关于早起记载的四夷起源只说中,则不免反映出当时的民族歧视与压迫,《逸周书》卷八记载:“职方氏掌天下之图,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礼记·王制》记载:“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语言不通,嗜欲不同。”《诗》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又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管仲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又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左传》曰:“刑以威夷狄,德以柔中国。”也正是在春秋战国这个时期,“内诸夏而外夷狄,中国居内以治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的传统民族观已经成形。

在先秦时期的民族观还未能与今天的民族意识认同所相比,因为战国七雄所处的地理位置皆与四夷方位关系密切,秦国则是西戎所在地,楚国、吴越等地亦是南方诸蛮所在地,齐鲁燕赵之地也是东胡所在地,因此从地理分析,当时的华夷有别尚指其他方面。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即言明了春秋时期诸侯国的“尊王攘夷”起到了民族凝聚的作用,也说明了诸夏在生活习惯与四夷的区别之处。战国时期的兼并征伐和融合,使得各诸侯国彼此都逐渐接受了华夏文化,并皆称自己为诸夏一员,如《史记·楚世家》记载楚人说自己:“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而地处西边的秦国虽在秦穆公时加封为诸侯国之一,但是直到战国初期,秦朝也一直被视为夷狄,而非华夏一员,但是在华夏文化在各国吸纳天下人才的不断流动过程中广泛传播,以至于到战国中后期已经是七雄并为华夏成员,这也使得华夏族不断融合壮大起来,并发展成为中国各民族共同凝聚的核心主干。

是与此同时兴起的儒家学派则对中国后来的民族观的认识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一时期不仅强调“华夷之辨”,但同时也因为全国统一的需要,以儒家为代表的也提出了主张用夏变夷、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主张,其儒家思想中的“致中和”的精髓也成为秦汉以后中国大一统的思想来源之一。《诗经·小雅·北山》中所说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不仅是对周朝统一的歌颂,同时也是中国传统大一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早期的“五方之民共天下”到“尊王攘夷”的出现都是古人渴望天下一统的天下观的表现。孔子注重礼乐教化,即希望通过“礼”来规范社会行为,同时儒家也罢“礼”视为“夷夏有别”的重要依据,正所谓“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有礼仪之大故称夏”,这与早期的将蛮夷戎狄与禽兽类比已经是较大的进步。而且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交流,天下一统成为众多人的理想,郭玮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夏、夷观》中也说:“夏夷思想是从春秋、战国时期到秦统一中国的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由产生而日渐系统化的。华夏一体与天下一统最终成为夏夷思想的理想抉择。”

秦、汉两朝的一统一方面促进了各民族的凝聚融合,另一方面也更加使得华夏族群的民族意识进一步加强,以至于到西晋发生北方民族叛乱时,再次把“华夷有别”“夷夏大防”的民族观进行了新的发展,并且民族间的矛盾成为两晋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之一。,并不断从历史中寻求继统的理论依据,匈奴人刘渊、鲜卑人慕容廆、匈奴人郝连勃勃等都曾以“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等塑造自己的正统地位。从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从秦汉到魏晋之间官修的正史以及部分知识分子的著述所反映的夷夏观一方面是加深了华夏族群体的自我认同和排他性,同时也促使周边民族群体不断去除蛮夷戎狄的身份,不断地与内地华夏族群融合,这也是华夏族群不断扩大,历史上古老民不断消失的一个重要原因。

隋、唐时期与秦、汉并立,实现了民族之间的大融合和新的凝聚。唐朝在隋朝的一统基础上实现了空前的历史大一统,相对于民族关系的处理,则是十分开明的,因为正是十六国北朝时期的胡汉大混血使得隋唐时期的华夏族已经不再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原华夏族群,而是与之混血十多个民族血缘混合的新汉族群体。在隋、唐的皇室成员中,皆带有鲜卑血统,“隋唐建国者杨、李二氏是鲜卑化汉人, 其母妻为汉化屠各人或鲜卑人。如隋文帝杨坚独孤皇后(隋炀帝母), 唐高祖母元贞皇后,唐代宗独孤皇后, 皆属匈奴别部屠各人。唐高祖窦皇后(太宗母)、唐太宗长孙皇后(高宗母)、唐睿宗窦皇后(玄宗母)皆鲜卑人。唐开国之君高祖及贞观、开元盛世之主太宗、玄宗三人, 皆为汉族与屠各和鲜卑族婚配的混血儿。”

唐朝统一全国后,汉民族的主体地位已经很明显,周围散居的则是其他少数民族,随着国家疆域的扩展,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则成为边疆地区,对于处理与其他民族的关系,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他还在不同场合宣扬“四海一家”、“混一戎夏”的思想,打破了传统的“华夷有别”的民族偏见。这也是史载“唐之德大矣,际天所覆,悉臣而属之。薄海内外,无不州县,遂尊天子曰‘天可汗’。三王以来,未有以过之。”的原因。唐代后期因为政局的动荡,民族观有发生了变化,传统的“华夷有别”的思想逐渐成为唐后期社会的主导思想。,宋朝的建立实现了局部的统一,尚有辽、金、西夏、蒙古、,宋朝武力衰弱,因此宋朝的文人等就迫切需要从文化心理上谋求慰藉,加上韩愈等的“道统论”思想的影响,。韩琦曾称契丹“犬羊之性,切于复仇”,欧阳修在私人信件、诗文及不向契丹公开的文件中,仍目契丹为夷狄,动辄呼其为“北虏”、“戎狄”、“丑虏”,靖康之难后,对于金人,岳飞等抗金将领更是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来表达对于金人的愤恨。

是细细考量,我们不难发现宋代人的民族观是充斥着一种对于自身力量相对较弱而言的,而且儒学到北宋就开始得到新发展,儒家所提倡的“用夏变夷”“华夷之辨”的观念又重新被知识分子在当时的背景下重新诠释。宋代为树立正统地位,并着手重修前朝历史,因此有《新唐书》《新五代史》,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对比于以往的史书,宋代所修史书中关于周边少数民族的记载不再是按照民族种类来划分,。“如果说北宋时期欧阳修和司马光等人的正统观偏重‘功’业”而少重名分,那么南宋时期的正统观则‘名实兼重’,正统观里‘道德’和‘华夷之辨’的色彩较北宋更浓。”南宋因为实力更加弱小,统治范围大大收缩,局限于江南地区,面对北方的女真、,加上北宋的灭亡,内心难免有国破家亡之感,相比于东晋时期的数次北伐,南宋则较少有主动地军事行为,但是面对蒙古的统一进程,南宋则表现出强有力的对抗,因为蒙古的统一即意味着异族的统治,,汉族群体从心理上完全不能接受这样的现实。

元朝建立后在全国实行“四等人制”,而被最后打败的南宋的汉族人群则列为第四等的南人,这对于向来自居文化最高的汉族人群来说是一种心理上的打击,因此元朝近百年的统治一直以来都被大多数汉人所抵制。但是于今天来看,“元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三次实现‘大一统’, 对于我国疆域的形成、中华民族的形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总结中国历史发展轨迹,统治民族往往有抬高自己民族身份的倾向,因此元代的统治是首次将蒙古人纳入中国文化体系,并在此后的历史发展中不断与中国其他各民族碰撞、融合,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

,花了二十余年的时间基本统一全国,,,因此使得明朝历代统治者寝食难安,,,使得明王朝的统治四面受制,明末之际的东北女真族群势力壮大,。明朝在早期反元的时候,就把传统的“华夷之防”作为思想武器,继承了大汉族主义的民族歧视观念。朱元璋和他手下的儒士们利用民众对元朝腐朽统治的不满心理,争取了大批汉族知识分子的支持,借此宣扬彼此的继承大统的合理性。也正如此,明朝建立后,大兴儒学,传播范围远超越前代,边疆民族地区也成为儒家文化传播的辐射地区,从官修的国子监,下有府、州、县的儒学,在农村还有社学、义学的发展,都可以反映出明朝的文化政策是以儒学的传播为主的。

但是朱元璋等虽然口中常称“夷狄豺狼”,但是对于民族地区的治理却认为:“凡治胡虏,当顺其性”,主张采用“用夏变夷”、“夷夏交融”的方式改善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明朝因为实行军事卫所制度,因此在其统治二百余年的进程中有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移民活动,对于改变明朝的的人口分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诸如“在云南的汉族移民前后约八十万”,使得云南的人口转变为以汉族为主体的结构,这些举措都极大的促进了民族融合的进程。,中国境内各区域的人民开始逐渐去民族化,,诸如云南地区自古称西南夷,而到了明代及以后则更多的表述为“云南人”这样一种称呼,因此林超民说:“在明一代,云南人开始作为一个群体出现,‘云南人’出现的应当不会晚于明代后期,这在云南民族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从外来的‘寄籍’客户,变为世代居住的土著当地人,意味着云南人不再是历史上的西南夷,而是中国一个区域的居民。‘云南人’在中国已经不是‘化外’的蛮夷,而是与中州相埒的华夏居民。这不仅是中原居民对云南居民的认同,也是云南居民对华夏的认同,这种双向认同,对于推进国家统一,维护祖国整体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清代犹如元朝一样,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异族统治,因此在清军入关初期,反清复明的排满声浪依然很高,但是清朝最好的一点就是制度上承袭前朝,实行开科取士合发展地方文化教育,因此到了康熙平定三番之后,全国的排满气息逐渐的下降,加上康雍乾三朝的治理,无论是在文治还是武功方面,清朝都实现了历代王朝所不及之顶峰。当然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多年中,满族人依然坚持自己的骑射传统和八旗制度,但是到嘉庆以后,我们也不难发现,他们所要保留的满人的群体独特性已经逐渐的淡化,基本上被内地的文化同化了,而且清朝统治者多次提到满汉一家的理念。虽然对于周边的土司也常用边夷,。

总的来说,华夷之辨讨论的最激烈的时期多为中国历史上较为动乱的时期,,各族群之间的摩擦十分频繁。,总是这样的思想的最为活跃的时期,相比于大一统之下的汉唐和清朝,则与其他时期呈现出不一样的局面,这种就是由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中的内部差异和不平衡性造成的。


作者:丁存金,云南国学网主编,云南传统蒙学研究会理事。


(未完待续,敬请期待下期:汉服一名亟应废弃续二——汉族和汉服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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