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现代化是在封建社会的“缝隙”中发展起来的(上)

擎励 2022-07-14 10:2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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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次”浪潮


托夫勒的三次浪潮是农业、工业和后工业。实际上在农业和工业之间还有1.5次浪潮,那就是手工业。手工业成为推动西欧社会走出中世纪的经济基础。

中世纪后期,西欧的手工业获得长足发展。中世纪西欧的封建社会有一个独特之处,家庭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甚微。“在欧洲领主制经济中,领主土地是使用农奴集体劳动的大型经营”。农业不以家庭为单位,手工业也是如此。庄园制度强调公共事业和团结。“ …… 庄园内还有各种专业的工匠和公用的磨房、冶坊以至面包炉等。” 这一点与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形成鲜明对比。

在中国,自古至今,家庭一直在生产和整个社会生活中居于核心的地位。封建社会的“男耕女织”是家庭的理想形式,神仙都向往这样的生活,牛郎织女即是写照。笔者曾参观南通市的纺织博物馆,南通是中国纺织业的摇篮。在贫农家里有一架纺纱机,富农家里有一台织布机,地主家可能有两台。于是,手工业在相当程度上是以“女织”的方式,并与“男耕”即农业捆绑在一起,既维系了落后的农业,自身也因不独立而得不到发展。

手工业者凭技术谋生, 减少对乡亲们的依赖,较之从事农业者要与远为多的人打交道, 这就使手工业者眼界大开,具有更为开放的心理和相对独立的个性。在人际关系中血缘关系变得淡漠,逐步融进了物的因素,这是走向现代的必要一步。

农业“靠天吃饭”而形成相对被动的心理,手工业者则更多地感到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通过自己的构思、技艺与双手,手工业者改变了物质的形态,其意志也较之务农者得到更多的实现。

这样,“西欧的手工业容易脱离农业而成为独立的部门。社会分工就会越来越细,越来越复杂,社会生产越来越专门化,商品生产就会日益发展”。于是,“……自然经济走向解体,封建制度因之发生动摇”。

记得是“列宁在十月”或是那部电影有这样一段对话:一个富农对列宁说,你们工人什么都要靠我们,粮食、棉花……,而我们农民什么都自己有。这就是自然经济,自给自足。而手工业的分工必然要求并促进交换,因而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

从根本上说,相对于农业,手工业是先进生产力,因而推动社会进步。这种情况与中国封建社会形成鲜明对比。

中国漫长封建社会的一大特征是,周而复始,不定期发作的农民起义,以及由此导致的改朝换代。

在一个朝代的末期,往往是农民破产,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加深;地方上的贵族化倾向抬头,构成对中央集权的威胁;官僚集团膨胀,加重对农民的剥削;以及本来应起对地主遏制作用的官僚反过来与之同流合污;再加上几个屡试不中的落第秀才,于是或群雄割据,或农民起义,最终推翻朝廷。

问题在于推翻朝廷之后怎么办。无论是群雄还是起义领袖,“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按原有朝廷的格局再搭一个新朝廷。新朝廷扫除了上一个朝代所积淀下来的垃圾,生活重新开始。改朝换代,改掉的是朝和代,没换掉的是原有的社会结构。换一批人当政,然后再慢慢的重韬覆辙。

西欧的崛起和中国的“超稳定”二者的比较说明,阶级斗争并未推动社会进步。一个阶级胜利了,只是取代了原有阶级的统治地位,然后就渐次蜕变为被推翻的阶级,如此而已。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因是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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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社会的“缝隙”——中世纪后期西欧的城市化


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必然发生各自产品之间的交换。由于历史和资源禀赋等原因,各个庄园所擅长的手工业不尽相同,有的长于纺织,有的精于打铁,有的面包做得好,如此等等,于是这样的交换一般就发生在庄园和庄园之间。在两个或数个庄园之间慢慢形成了规模不等的集市,餐饮、旅店等服务行业也随之发展起来,进而开设了银行。伴随着发展的还有交通和日常生活设施。就这样,城市渐次兴起。

由此可见,城市化主要意味着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而不仅是道路、楼房等物质设施。

12~14世纪是西欧封建社会衰落的时期,而在同时,西欧的城市数量却增加了10倍,各个城市的人口平均也增长了2~3倍。,城市以手工业和商业为主,相对独立,实行自治,对抗领主,维护市民生活和商业贸易。

逃跑的农奴只要在城里住上一年零一天,他们的自由就得到保证。正如当时一句俗语中说:“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即是这些城市的代表。

面对中国数千年大一统的社会,西方的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历史上没有封建社会。这一点当然存在争议,但不管怎么说,中国与西欧的封建社会大相径庭则是不争的事实。

关键是,正是支离破碎,从而为城市的兴起提供了空间;城市,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现代生产关系,不是在封建社会的内部,而是在封建社会的薄弱之处,在其缝隙中成长起来。

中国古代不是没有城市,而且有相当繁华的城市,然而这些城市是封建统治的中心,如同今日的“市管县”。

中国古代不是没有资本主义萌芽,但萌芽始终长不大。秦朝一统天下,加上汉武帝独尊儒教,萌芽无机可乘。皇权君临一切,没有资本的抗衡,社会(知识)只是为了与皇权保持一致,以延续、强化皇权。

有趣的是,上世纪2、30年代的,正是在各个省之间的“边区”,根据地蓬勃兴起,走了一条与城市化相反的道路。直至70年代,还有“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

“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西欧的各级封地之间不是垂直的上下级之间的领导关系,而是契约关系。与罗马法一脉相承的契约关系限定了权力的边界及权力之间的关系,容忍城市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契约关系和中世纪后期兴起的骑士间的约定,都关系到荣誉。荣誉,在某种意义上,是西方从奥林匹克运动流传下来的一以贯之的游戏精神的遗产:对游戏规则的尊重。由此培育起对于社会运行极其重要的信用观念,这一点对当代中国尤为迫切。

一般而论,城市化造就了一个陌生人社会。在中国的农村或西欧的庄园,人们的活动范围有限,血缘和乡亲们的议论甚至目光,对于制约个人的言行具有极大杀伤力。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即奠基于此:空间的狭小和时间的延续。在城市中,空间可以变得无限广阔,而时间处于流动和变化之中。没有人议论和背后指点,因而,契约、法治,对于限定人的“底线”至关重要。

陌生人之间不只是契约关系。正是这些互不相识的陌生人,形成了自立、自主和强大的具有谈判能力的市民阶层,构成了对日后形形色色权力的监督与制衡。市民社会,是由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一步。

如果说雅典成为“希腊精神的发源地”,那么这些城市为市民文化的生长提供土壤,成为文艺复兴运动的温床。“城市乃文明之舟”,正是在这样的城市中,形成了新的知识阶层,孕育新的思想。那些只管土地耕种的贵族甚至被城里人讥讽为“可尊敬的但却是乡下的贵族”。在意大利,上层有教养的阶级——新兴的工商业者们则在城里交换思想和知识,而思想和知识只有在交流中才能发酵与更新,最终导致文艺复兴运动。

这就是发生在西欧中世纪后期的城市化。其核心,是由下而上的自组织过程,是由生产力到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而不仅是城市人口的增加或扩大基础设施。

中国的小农经济、家国一体,以及一统天下无缝的金字塔政体,现代化的萌生格外艰难。辛亥革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走出小农经济,金字塔瓦解,现代化得以萌生,却陷入军阀混战,尤其是日本的入侵。现代化的幼芽随即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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