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堃:解读何新《驳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论》

北京观澜书院 2022-06-03 14:34:59
方堃:解读何新《驳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论》


【导读】

  本文前五部分发表于2002年发表于《香港商报》;第六部分是何新写于2011年的一则札记。此篇文论不长,但从根基上颠覆了18世纪以来西方主流史学界流行、中国史学界盲目跟风的那种历史理念,即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长期停滞不前,数千年没有任何质变和进步的“超稳定”系统的滥说;同时,从金融史的视角破解了中国历史中的一个著名斯芬克斯之谜——为什么中国古代社会早有市场经济而未能发育出资本主义制度。

  对于中国历史的基本国情,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曾精辟地概括为四句话:“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统一实体”。我国经过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公元前221)200多年的大战乱、大变革,建立了巨大的中华统一实体,历经秦、西汉、东汉、晋、隋、唐、宋、元、明、清十个统一大帝国,经济、技术、文化在总体上获得了持续2000多年的发展、进步和积累,创造了灿烂无比的中华文明,在此过程的1800年漫长岁月中,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直至今天,我们仍然是列祖列宗创造“大一统”这一最伟大成就的受益者。欧洲人从古罗马时代开始,大概就一直在痛心疾首于他们为什么未能建立起与中国一样的有利于和平发展、安居乐业的大一统社会制度吧,所以一直打仗,打了2000多年,直到“二战”以后才消停下来,转而以组建“欧洲联盟”的形式谋求统一。最近英国的公投“脱欧”,又使这个统一之梦变得更加遥不可及。

  “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在上万年的人类文明史上,中华民族的原创能力一直是最优异的。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巨大革命——农业革命的四个起源地,中国占了两个(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和黄河流域的粟-黍作农业);世界史上的四种原创文字,汉字是其中最成熟的一个,而且是唯一传承下来和至今使用人口最多的文字体系;四大文明古国曾几乎同时出现一批引领之后两千多年人类精神文明前进方向的伟大思想家,但也唯有中国的“轴心思想家”的原创思想体系,是由本民族的子孙传承下来并不断发扬光大的;陶器作为人类第一个主要工业品,是中华民族在一万多年前原创的,而一直误传是农业文明最早起源地的古巴比伦,却有一个逾千年的“无陶文明”阶段;中国至少在公元前4世纪己经运用鼓风炉来铸铁, 而欧洲在1380年前还没有类似的铸铁技术;公元前120年中国已发明用生铁炼钢法,也称“百炼法”,而西方到1856年才开始用生铁炼钢,比中国晚了二千年左右;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预告了工业化社会的到来,“竟至任何教派、任何帝国、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影响都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参看何新译《培根论人生》)所以人类历史上的第二次巨大革命——工业革命的技术积累,也大多是由中华民族完成的;直到200年前,中国的工业产值还占世界33.3%,而当时整个欧洲只占28.1%。从依托于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城市化生活方式看,北宋时期(960—1127)即十一世纪前后,伦敦、巴黎、威尼斯、佛罗伦萨的人口都不足10万,而我国拥有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近50座,当时中国的城市化率和识字率已达到30%;18世纪全世界超过50万人口的大城市有10个,中国就占了6个。从社会治理技术看,正如弗朗西斯·福山在近著中所指出的:起源于战国、成熟于秦汉时期的“拥有官僚体制的、中央集权的、选贤任能的、秉公持正的……韦伯式的国家”,是中国造福人类社会的原创发明——“在所有文明中,中国文明是现代国家之滥觞,待欧洲出现类似的制度,已比中国晚了大约1800年。但出于诸多原因,我认为西方历史学家没有将发明现代国家归功于中国,部分是因为在西方,人们对传统中国的许多印象来自晚晴时期”,“中国人发明了好政府,当今的中国治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历朝历代的一种延续。”

  中国虽然未能率先跨过工业化的门坎,但正如何新在本文所揭示的,中国“封建社会”并非长期停滞不前,而是一直体现出人性走向自由、社会走向民主、制度走向进步的很难逆转的发展进程。中华悠久文明所滋养的中国人不仅最有原创能力,也最有学习和赶超能力。且不说我们历史上曾经吸收升华了世界三大宗教中最富有哲学智慧的佛教,当代中国仅用了60多年时间就迅速成长为“世界工厂”、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正稳步走向技术集成创新的领先地位,这是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命脉也大多掌控在当地华人手里,这本身亦是华夏子孙在工业文明、现代文明时代具有如鱼得水般的最优学习和创造能力的体现。

  所谓资本主义制度,说得直白一点,不过是资本控制或统治全社会的制度。何新指出:资本主义相继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接着兴起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一直到四百来年后才在英国与工业化“挂上钩”。所以,把资本主义等同于繁荣富强、等同于工业化或现代化,把是否率先产生或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作为判断一个文明优劣或发展“停滞”与否的标准,既有悖于真实的历史逻辑,也无法理解当今世界上190来个资本主义国家中为什么至少有150多个仍然处于欠发达的贫穷落后或动荡分裂状态,更无法合理解释当代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成功模式。囿于古典进化论的单线演化模式和欧洲中心主义,“怪罪”中华文明“超稳定”“长期停滞不前”,未能率先孕育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实属一种陈腐的偏见。

【何新原文】

  一

  多年来有一种广为流行的历史观点认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是一个停滞不前的社会。有说者或云,。且以伪科学的形式,对这种意识形态加以数据模式化的处理。

  关于中国历史的停滞不前,是一种由来久远的说法。:“中国自从脱离奴隶制度进到封建制度以后,其经济、、文化的发展,就长期地陷在发展迟缓的状态中。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此观点似出自范文澜)然而此说法之源头实出自17-18世纪从欧洲来到中国的传教士。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谈到中国时也引述了这种说法。他认为:

,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中国实在是最古老的国家。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如今日的情状。但是它从未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历史的东西。”(参看《历史学哲学》中译本第161页,三联旧版)

  黑格尔的这种说法发表于19世纪20-30年代,即近200年前。那时西方人们对于中国社会历史所知不过皮毛而已,产生这种印象并不足怪。但令人惊异的是,至今许多人,包括一些“精英”人物,每“批判”中国历史仍抱持这样一种看法,以至据此而对中国文化及中国历史持一种轻蔑与鄙夷。这真是中国历史学的莫大悲哀。因为这一观点既不符合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事实,同时表明我们的历史哲学是多么地缺乏进步!

  二

  自夏商周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具有自身独特的内在规律与特性,而与欧洲为中心的西方社会历史非常不同。虽然中国古代社会中长期存在奴婢制度(直到清代仍有家奴制度),但是至今没有发现确切的历史资料或者考古证据,可以证明中国经历过所谓“奴隶制社会形态”,即郭沫若所描述的那种类同于古希腊罗马模式的“奴隶制社会”。实际上,夏商周三代既非如郭沫若所描述的大规模使用奴隶劳动的“野蛮奴隶制度”,也非如张光直所描述的盛行“巫术”的准野蛮文化。

。但周代世官世禄的“封建”宗法制度,与欧洲以教皇、骑士、封地为特征的Fendalism(封建主义)是极其不同的两种社会制度,殊不可等同而语。至于秦汉以后,中国古代社会与文明的发展道路更具有自身鲜明的独特性,与西方历史发展方式和道路截然不同。

  不澄清以上诸点,对中国古代历史就很难形成理性的认识和理解。

  三

  尽管中国历史的发展现象错综复杂,脉络极为纷繁。但从一种宏观的观点去俯瞰,忽略掉历史进程中那些复杂的色彩和枝节,我们却可以把握到一个总体性的进化之流。这个进程体现出人性走向自由,社会走向民主,制度走向进步的很难逆转的一维性流程。

  使治史者常会感到惊讶的一点是,中国历史上陷入长期动荡的那些时代,恰恰又是中国社会在制度形态上发生重大变异和演进的时代。例如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晚唐五代之际以及宋元、明清之际,特别是1840年以来的近现代史。

  这一现象似乎印证了《资本论》的一个关于“恶”的历史作用的观点:“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推进,何按)作用。”(Ⅰ-782)

  四

  在中国古代历史中,自夏商周以后曾存在过十个统一大帝国——秦、西汉、东汉、晋、隋、唐、宋、元、明、清。从第一帝国秦到第十帝国清,,重复着同一的社会文化形态。实际上,自秦到清的二千年间,中国社会制度从经济基础、意识形态、,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深刻而重大的变化。

  大体言之,就经济基础论,中国的秦汉时代是国家农奴制的社会。农民对国家承担着沉重的无偿徭役义务。汉代的农民被牢固地绑锁在国家分派给他从事耕作的土地上。以至可以随同田地一同被转让、赠与或赏赐,。。

  魏晋时代门阀土族兴起。在两晋南北朝时代,国家农奴制蜕变为农民依附于豪门或豪强的领主农奴制度。东汉末年曹操废除两汉口赋、算赋之征,徭役渐有所减轻。

  通过南北朝到唐中叶的社会变革,豪门强宗的领主农奴制被打破了。隋唐的均田制,实际是一种国家土地租佃制度。农民以丁口为单位,通过“屯田”、“均田”、“更名田”等形式从国家的手中分得自己的一块“份地”(有露田、桑田、口分田、世业田等名目),向国家缴纳实物形态为主的租税,即“租庸调”,而徭役则大为减轻。

  汉代一个农夫一生中(自20岁到70岁),必须为国家远征侍服两年以上的无偿官役,成丁男女每年还必须在本郡县服一个月以上“更卒”之役。而在隋唐租庸调法下,每丁口一年服役减少到仅为20日。这表明,通过均田制和租庸调的新法,农民由对国家或贵族领主承担着沉重徭役和人身依附关系的农奴身份逐步获得解放,转变为耕作份地的人身具有半自由性质的国家佃农。

  唐代中叶以后,均田制瓦解,大地主庄园制度发展起来。五代、北宋后,庄园经济成为土地的主要占有形式。殆到明清时期,庶民地主的私有土地制度在社会中乃得占据于绝对优势。因之,农民也由均田制下的国家佃农,向耕种私营地主土地的自由佃农身份转化,小农所纳之田租由向国家缴纳,转为向私营地主交纳。

  因此,到宋、元、明时代,农民主体乃由隶属国家耕作官田的国家佃农,逐渐演变为耕作于私人庄田的佃户,成为人身身份渐得自由、已经不承担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的自由租佃者。

  在明末,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改革,上承唐代的两税法下启清代的摊丁入亩,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主动选择。盛清的康熙、雍正时代实施摊丁入亩的税赋改革后,真正的土地私有制和土地商品化经济,到这时才大规模发展起来。商业资本和土地买卖成为“通家”之事,市场经济的发展又促进地租和赋税的商品化。地主经济和国家财政对于市场的依赖性日益增强,小农经济也被卷入到市场中来。

,商业资本及货币资本逐渐渗透入经济发达地区(如江南)农村。因此,明清时期的中国农业经济已开始具备向早期市场经济演变的可能。

  在所谓“盛世”的康、雍、乾时代,作为传统农业社会生产力主体的中国农民已基本摆脱对国家及田主的各种人身依附关系,多数农户成为自身拥有小块土地的“自由自耕农”,成为“自己耕作的土地的自由私有者”(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语)。

  然而必须指出,这种占有及耕作着小块田地、人身自由的“自由自耕农”,绝对不是在秦汉时代或隋唐时代曾经存在过的——中国的农民通过两千年的不断抗争和一系列制度演变,才最终完成了由身份不自由的依附性农奴到“自由自耕农”的身份解放和转变。

  五

,自康、雍年间启动而展开的“摊丁入亩”赋税改革,一直拖到晚清的光绪以后才最终完成。

  “摊丁入亩”在中国赋役制度史上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改革,具有重大的历史进步意义。丁役一直是古代国家和土地贵族领主用以束缚农民、强化其人身依附关系的主要手段。虽然从隋、唐前期输庸代役开始,徭役制度已发生动摇。至明中叶以下,随着社会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丁役制度已不可挽回地走向衰落。直到万历年间张居正的“一条鞭”法赋税改革,将田赋和徭役合并而统一折银征收,部分地把丁役以货币计征摊入田租,才在制度上推进了丁口力役制度的改革进程。

  满清入关后,康熙、雍正两朝所推行的“摊丁入亩”是在“一条鞭”法的基础上,促使地赋和丁役完全合而为一。“摊丁入亩”按土地的单一标准收税,即以土地占有和占有多少作为赋税征收的依据。“田多则丁多,田少则丁少”,同时取消了明代缙绅(官僚)地主家口优免丁银的特权,均平赋税、减轻自耕农和一般无地贫民的负担。这是清帝国的一项重大改革,。当时许多记载称自实施摊丁入亩后,“实与贫民有益……但有力之家非所乐”,“独利于贫民,而不利于官室”,故农民得以安居乐业。这是有史料和事实为根据的。

  史称“自摊丁之法立,穷民免累,而国赋无亏”,“一切杂办丁徭尽为除豁,民只知有田赋一项,而吏胥不得以为奸,则浮费省剔无算,岂不名增而实减哉!”同时由于赋税足额,也增加了国家的货币性财政收入,直接促进了康、雍、乾时期“盛世”的形成和持续。

  当时人称“自后丁徭和地赋合而为一,民纳地丁之外,别无徭役矣”,“此真旷古未有之善政也”。此外,“摊丁入亩”使城镇工商业者免除丁银,也刺激了工商业的发展。

  在生产力上,战国秦汉之际农民人均耕地在百亩左右,收成仅足以活四口之家。明后期在人口稠密的江南地区人均耕地仅为6.5亩,清初顺、康时期人均耕地仅为5.5亩,到嘉庆时期则不到2.4亩,但已足以养活七口之家。加之明代洋人从美洲传入甘薯、玉米等新的高产农作物种,旱地(坡地)得到充分开发利用,在高度集约耕作的条件下,粮食亩产和总量大大增长。于是在乾隆以后中国人口快速地增加到9位数,这表明农业生产力和技术都取得了重大进步。

  康雍乾三代之所以确实堪称为盛世,而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其原因盖在于此。

  六

  那么,中国古代为何未能发育出资本主义制度?这个问题是导致“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论”产生的根源,必须予以回答。

  研究欧洲共济会以及犹太金融集团的历史,可以解决中国历史中的一个著名斯芬克斯之谜——为什么中国古代社会早有市场经济而未能发育出资本主义制度。

  早在先秦,中国已经形成规模可观的市场体系和制度。(参看《管子》及《史记·货殖列传》)在汉、唐、宋、元、明时代,中国的商业市场曾经是全世界最庞大的市场经济,但是中国没有发育出近代的资本主义制度。原因何在?这是因为:近代资本主义制度是货币金融经济的产物,而不是商业市场经济的产物。

  中国自秦汉以下直到晚清,货币发行权(金属货币的铸造权)都牢牢掌控于国家手中。商人无铸币权,无法控制货币流通,也不能利用货币流通高息取利,因此无法积累形成巨大规模的流动性货币资产。这就使资本主义无法从贸易商业的原生资本形态,跃升到货币金融的纯粹资本形态。

  在中国,即使商人积累了巨大的货币资产,这种货币资产也无法用于货币资本增殖的产业中,而主要转入消费形态,往往只能用于实物商品的积累(购买宝货及奢侈品),或投资于地产。

  汉代以下一直有“限民名田”的土地制度及抑商政策,主要就是限制商人对土地资源的兼并。因此,中国古代虽有大规模的商业及市场经济,却不能发育出金融资本所主导的近代资本主义制度,原因在此。

  而欧洲则不同。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曾指出:犹太精神,就是货币资本的精神。这是极为深刻的论点。(有人认为马克思也是犹太人。这是重大的误解。犹太人的识别标志,不是种族(犹太人与死敌阿拉伯人同出闪族),而是宗教即犹太教。马克思父系祖上虽是犹太人。但他父亲亨利希·马克思已改信基督教,并娶了基督教女子。所以马克思家族作为基督徒并非犹太人。)

  实际上,自罗马帝国后期,欧洲即形成了控制着社会金融资产的犹太人金融势力(包括犹太放贷人、银行家以及控制贵族财政的宫廷犹太人)。犹太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写有一部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是犹太裔学者),他所说的“新教”伦理,实际暗喻的就是犹太教的“塔木德”精神,而不是传统基督教的精神。(新教中的加尔文教派是吸收犹太教义的改宗基督教,所以被认为是基督教的异端。)

  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以后,,被边缘化。。,却成为国际性流动金融资产的主人。中世纪犹太人主要靠放高利贷取息过活。

  公元10世纪以后,犹太金融家为主体,而包括某些“改宗犹太人”(即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在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早的商业性银行。著名的美地奇银行是其代表,文艺复兴就是这个银行所资助和推动起来的。

  犹太金融家与法国的圣殿骑士团(十字军)结盟。犹太金融集团很早以来即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欧洲地区金币及代金币(期票、支票、债券)的流通。从此犹太金融集团逐步成为世界货币资本的主导者。近代资本主义制度正是在犹太金融集团下的主导下逐渐形成的。,正是这一时代犹太精神的文学典型。

  古代欧洲与中国在社会制度上存在三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差异:

  (1)在宏观层面上,欧洲宗教制度是社会制度的主干,教权制约王权。

  (2)在微观制度层面上,武士贵族的割据性庄园农奴制度是社会的基础单位。

  (3)犹太金融势力通过高利贷经济控制全欧洲的商业、运输业和各国王室财政。

  18世纪以后出现的共济会、圣殿骑士团以及光照会等秘密组织,正是犹太金融资本与王室贵族联手操作控制权力的结盟平台。

  从文艺复兴以后的历史看,当时的欧洲,犹太金融资本流向哪里,哪里的资本主义就蓬勃发展起来。而当其撤出的时候,那里的资本主义就衰退下去。从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到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其兴起与衰落都与犹太金融势力的进入与退出直接相关。

  在17世纪后期(1688年),犹太金融资本随着荷兰亲王威廉(曾任荷兰执政)的“光荣革命”,由荷兰进入英国,于是英国崛起而成为“日不落”帝国。当荷兰和英国的犹太金融势力来到美洲大陆,美国资本主义也就神奇地在二百年内突然崛起了。

  近代犹太金融势力的迁移和流动,是近代世界史上大国兴衰及资本主义产业革命的真正原因。所以,并不是19世纪的产业革命造就了近代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先有货币资本主义制度才有资本主义的产业革命。要从这一新的观察角度,我们才能深刻理解欧美资本主义制度的兴起以及犹太金融势力以及共济会的历史作用问题。同时也才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古代早就存在商业市场资本主义,却不能转型为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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