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度汉语历史语法和历史词汇学科发展报告(下)

今日语言学 2022-05-13 15:59:33

五  词汇化研究

2017年度汉语词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稳步增长,已发表的学术论文(包括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共计50余篇,特点是仍以个案研究为主,其中对某个具体词语的词汇化研究有28篇,占总数的55%。如:曹亚北《“莫大”的词汇化及相关问题》(《语言研究》第2期)、陈勇《汉语“一般”的词汇化与语法化历程考探》(《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第3期)、刘小宁《“不行”的词汇化与语法化》(《汉字研究》第14期)、罗宇《“得了”的词汇化研究》(《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陈曦《能愿动词“可能”意义的词汇化研究》(《长春工程学院学报》第3期)、陆露琳《时间副词“业已”的词汇化考察》(《甘肃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第3期)、李茜茜《“固然”的词汇化及语法化》(《湖州师范大学学报》第7期)、邢素素《近代汉语副词“端的”的词汇化》(《绵阳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等等。


除此之外,2017年度汉语词汇化研究在理论探讨等方面还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现总结如下。


5.1  以往有关词汇化的研究主要以普通话为主,近年来开始关注方言中的词汇化现象。


如:朱玲君《新邵湘语助词“嘅样”的词汇化》(《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第3期)考察了新邵湘语中的“嘅样”,在“X嘅样”结构中,“嘅样”作为跨层非短语结构,逐渐发展出推测助词的用法:基于当前感知但不十分确切的推测,基于过去感知但不十分确切的推测,及向听话人谋求确认或提醒听话人的语用功能。中心语与修饰语的同一性和省略是“嘅样”词汇化过程中重要的诱因和机制。类似的研究还有周敏莉《新邵寸石话的指示词》(《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1期),曾常红、伍孟昭《衡阳方言的焦点标记词 “是箇”》(《衡阳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等。


5.2  更多关注构式或跨层结构的词汇化研究。


以往的研究更多以单一词语的词汇化为主,近年来开始关注构式或跨层结构的词汇化。如:罗耀华、姚文彪《“V+至”结构的词汇化及相关问题研究》(《语文研究》第1期),文章首先重新考察了“至”的语法化,认为先秦时期 “至”为动词,到秦汉时期已经演变为介词;其次通过“V+至”MI值(互信息值)的计算和语感调查,考察“V+至”结构的词汇化,认为“V+至”结构有词汇化的倾向;最后考察了“V+至”对“V+至+O”组配的影响,发现不同类型的“V+至”都会对整个“V+至+O”结构产生影响:在句法上,“V+至”使得“V+至+O”由动补结构重新分析为动宾结构;在语义上,“V+至”对“V+至+O”的语义模式及认知场景产生了影响;在语用上,不同类型的“V+至”会选取不同的宾语。方清明《论跨层结构“的时候”的词汇化与语法化》(《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对跨层结构“的时候”进行了考察,“的时候”组合出现在明代,到清代有了较大发展。在“X的时候,Y”结构里,事件X是事件Y的参照时间,它们构成主从复句。跨层结构“的时候”发生词汇化、语法化的动因主要是高频使用、重新分析、特定的句法环境与位置、词义变化。“的时候”词汇化、语法化的不彻底性与音节数量、语义虚实、凝固程度、使用框式等多种因素密切相关。类似的研究还有王世凯、张亮《句尾“不是”的来源、功能及其词汇化》(《语言教学与研究》第6期),孟祥英《“谈何容易”的词汇化》(《语文学刊》第5期),徐光宇《“不+单音节限定义范围副词”的词汇化及语法化》(延边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等等。


5.3  虽然以个案研究为主,但不乏对具体问题的深入考察和理论方面的探讨。


从以上的介绍可以看出,大部分论文除了对词汇化过程和语义演变进行描写之外,还进一步探讨这些现象背后的动因和机制,有一些论文还对此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理论探讨。如:施春宏《汉语词法和句法的结构异同及相关词法化、词汇化问题》(《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从一个新的角度来重新认识汉语词法结构和句法结构的同构异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探讨句法结构词法化、词法结构词汇化的可能性和现实性问题。文章以VV型复合词内部论元结构的整合机制为例,考察了各类VV型复合词整合的基本方式和过程,进而概括出句法结构和相关词法结构在论元结构整合机制上的异同。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具体分析了各类句法结构词法化的可能性,将词法化的基本机制概括为拧合和接合两种基本方式,并由此检视了各类VV型复合词在词法组合词汇化过程中的现实表现。这种基于结构化模型的词法化整合机制和词汇化生成过程的理论探讨,深化了对句法、词法和词库关系的认识,并为构建汉语的构式词法学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储泽祥、黄云峰《“谢谢”的词汇化:从构形重叠到构词重叠》(《湘潭大学学报》第6期)一文深入探讨了汉语话语语法的几种特有现象及其背后的互动机制。该文描写了话语中“谢谢”从构形重叠到构词重叠的构词法变化,并从互动角度解释了变化过程:当甲要求乙“谢谢某人”时,乙跟着说“谢谢某人”,“谢谢”的对象从交际中的第三者变成交际的对方,“谢谢”已经失去了尝试义,不再具备构形功能,开始词汇化。类似的研究还有张福通、张寒冰《语体变换、语用原则推动下的词汇化——以“尤其”为例》(《语言科学》第1期),于立昌《“早晚”的词汇化与主观化》(《语言科学》第4期),等等。

六  语言接触研究

语言接触作为语言发展演变的重要动因,一直是语言研究的重点和热点,研究成果也非常丰富,仅本年度就有上百篇学术论文和专著发表,内容涵盖汉语史上的语言接触、汉语同少数民族语言及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接触影响、汉语方言之间的接触影响、英语等外语对现代汉语的影响以及语言接触理论的探讨等诸多方面。下面择要做一概述: 


6.1 汉语史上的语言接触


宋洪民《元代蒙、汉语言接触在喉音声母和复元音韵母上的表现——论蒙语音系对〈蒙古字韵〉标音体系的影响》(《中国语文》第2期)阐明元代深受蒙古语影响的汉语在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语音上的影响集中体现于《蒙古字韵》一书中,如匣母一分为二就是由于蒙古语中辅音和谐原则的制约。汉语复合元音被拼作单元音也是由于蒙古语缺乏后响复合元音所致。 


祖生利、毕晓燕《清代句末语气助词“是呢”“才是呢”》 (《历史语言学研究》第十一辑)讨论了清代早期和中期满汉对照材料里出现的特殊句末语气助词“是呢”与清代中后期汉语白话文学作品里三音节的句末情态成分“才是呢”“才好呢”之间的继承与演变关系,认为“是呢”作为清代满式汉语里一项典型的满语干扰特征,并未从后期的旗人汉语口语里实际消失;反映在书面白话文学作品中,则是代之以“才是呢”“才好呢”的形式,后者实际是作为满语动词祈使式反映的“是呢”和明清汉语自身的句末情态助词“才是”(及“才好”)的一种混合迭加形式。


王继红、彭江江、杨丽娟《清代满汉合璧文献中的“V1着(O)V2”构式》(《语言与翻译》第1期)指出清代前期的北京话中,“V1着(O)V2”格式使用频率高于以往,结构类型已趋于完备,满汉合璧语料中V1的开放程度更大,结构更复杂,语义更多样,[+持续性]并非进入V1的唯一标准,这些是受到满语影响的结果。


中古译经方面的成果有施思、梁银峰《中古汉译佛经中的“与+NP+俱”结构》(《语言研究》第4期)指出中古汉译佛经中的“与+NP+俱”结构在语法功能上实际上是修饰句子的伴随状语,该结构在多数情况下对应于梵文中名词的工具格或者梵文名词工具格与副词sārdham(“与……共”)的组合形式,它是梵汉两种语言接触的产物。上古汉语的“与+NP+俱”结构和中古汉译佛经中的“与+NP+俱”结构只是形式相同,但其内部语法结构并不相同,两者之间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 


其他文章如陈丹丹《从〈清文指要〉和〈重刊老乞大〉的差异看满语对汉语的影响》(《历史语言学研究》第十一辑)、杨春宇《关于渤海国的“汉儿言语”》(《辽宁大学学报》第1期)、龙国富《北京话儿尾结构历时演变研究》(《西藏大学学报》第1期)、王卉《汉译佛经并列连词“逮”的历时考察和来源探究》(《宜春学院学报》第4期),等等。


6.2  汉语同少数民族语言及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接触影响


本年度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多,专著有包萨仁《东乡语汉语接触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该书主要讨论了两个问题:一是语言接触与东乡语历史演变的关系,着重分析了语言接触在东乡语历史演变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即分析解释东乡语语音、词汇、语法中存在的由语言接触促发的语言现象,以及语言接触与东乡语内在的演变规律之间的相辅相成的关系。另一个内容为语言接触与东乡语未来发展态势之间的关系,分析解释东乡语共时系统中存在的变异现象,分析了其产生原因以及未来发展态势。


论文有吴福祥《南方民族语言极性问句的类型与渊源》(《历史语言学研究》第十一辑)总结了南方民族语言极性问句的四种结构式:“S-part.”“V-not-V”“F-VP”和“VP-not”,其中“S-part.”分布最广,“V-not-V”次之,“F-VP”和“VP-not”相对少见,认为这种分布模式跟这些结构式的历史渊源密切相关,并且“V-not-V”疑问构式在南方民族语言中的普遍存在一定是语言接触导致的区域扩散的结果。


张竞婷、杨永龙《青海民和甘沟话的状语从句标记“是”及其来源》(《语文研究》第2期)调查了甘沟话(青海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甘沟乡人所使用的汉语方言,当地是汉族、回族、土族、藏族等多民族聚居区)的状语从句标记“是”可以用于表示时间、假设、因果、让步、转折等各种关系的状语从句之后,有时候则失去关系意义,仅仅具有推进篇章的启后功能。“是”的来源是时间词“时”,即时间标记语法化为表示逻辑关系的标记,这不仅与汉语史的发展一脉相承,也符合世界语言的语法化路径。同时标记“是”的大量使用也受到了周围有接触关系的SOV语言的影响。


意西微萨·阿错、向洵《五屯话的重音》(《民族语文》第1期)通过对五屯话重音的性质、功能及其与声调关系的研究,说明重音在多音节词变调中所起的制约作用,同时也说明了五屯话声调的性质及其历史来源和变化机制,认为五屯话是有声调的汉语与无声调有轻重音的藏语等语言深度接触的结果。 


这方面的文章还有和智利《大具纳西语的形修名语序》(《民族语文》第2期)、韦景云《永福古座壮语鼻化韵特点及其成因》(《民族语文》第3期)、卢笑予《从追加义动词到“再次”标记——汉语东南方言和民族语中存在的区域性语义演变现象》(《民族语文》第3期)、吕嵩崧《靖西壮语方式副词、程度副词与谓语的语序模式及其历时动因》(《民族语文》第4期)、多杰东智《现代藏语方言中汉语借词的应用及其语言场景研究——以西藏、青海藏语方言为例》(《西藏大学学报》第1期)、李光华《朝鲜司译院文献〈象院题语〉中的句式分析》(《延边大学学报》第1期)、王贵生《语言接触多元性与丹寨汉语方言入声成因研究》(《贵州民族大学学报》第3期),等等。另外,博硕士论文有新疆师范大学的樊笠《汉维语言接触中汉语对维吾尔语动词的影响》、内蒙古大学的其其格玛《东乡语汉语借词研究》,等等。


6.3  汉语方言之间的接触影响


孙利萍《两岸华语后置标记“样子”的语用差异及其成因》(《中国语文》第4期)基于两岸语料库,探讨了后置标记“样子”在两岸华语的语用差异及不同话语功能,并从历时演变角度探讨差异原因及其融合趋势。台湾华语后置“样子”比大陆普通话使用频率高,具有更为丰富的话语功能,而且虚化程度更高。“样子”的语义经历了由实到虚,最后成为一个语用层面上的标记成分的语法化和主观化过程,这是造成语用差异的内因。在华语其他社区(如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同样存在“样子”的后置用法,这种“样子”的后置用法是受中国内地南方方言及日语的影响,是语言接触的结果。


阿·伊布拉黑麦·陈元龙《关于唐汪话的几个问题》(《西北民族研究》第3期)阐明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东乡语对唐汪话的影响已经越来越小,普通话对唐汪话的影响日益加深,并介绍了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影响的具体表现,指出这种影响是全面、深刻、强烈、持续的,是一个大的、不会逆转的趋势。


其他如吴姗珊《从广西彩调剧看粤方言对桂柳方言词汇的影响》(《北方文学》下),博硕士论文有扬州大学的张梦霞《常熟方言浊音声母变异研究》、延边大学的许盛安《珲春方言语法特征的社会语言学研究》,等等。


6.4  英语等外语对现代汉语的接触影响及语言接触相关理论的探讨


李双剑、陈振宇、范轶赟《汉语否定提升研究》(《语言科学》第3期)认为汉语否定提升是语用性质的,用于主观辩驳与否定,而并非出于委婉的需要。北京、上海、广州和香港对否定提升的接受度和对语义一致性的认同度明显高于其他地区,也更加主动使用否定提升,这主要是受了英语的影响。


王翠《接触引发的演变——再谈介词“基于”的来源》(《语言研究》第1期)通过分析传统文献用例以及联系语法发展的一般规律,否定了前说,并结合时代背景及早期用例,论证了介词“基于”乃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日语翻译的影响下由语言接触引发的演变现象,是在对日语“に基づく”摹译的基础上产生的新词,之后又在“至于、关于”等的同化下经历了“前移句首”的快速调整,从而日渐不同于“に基づく”而更加汉语化。 


其他如张彤《欧化汉语研究的热点和趋势——聚焦近代以来欧化汉语研究的两次高潮》(《江汉学术》第3期)、宋雪《语言接触与欧化语法——西方来华传教士和晚清语言革新》(《汉语言文学研究》第1期),等等。


此外,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承担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汉语语言接触史研究”也于2017年圆满结项。该项目在深入发掘汉语历史材料,广泛调查西北地区方言特殊语法现象的基础上,梳理汉语在中古、近现代各历史时期同其他语言发生的大规模接触现象,考察不同时期接触导致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于汉语语法的发展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初步勾画出一部建立在对中古和近现代接触语料做深入的语言学本体研究基础上的汉语语言接触历史概貌,并进一步讨论汉语发展过程中外部接触与内因驱动的语法化之间的辩证关系,揭示汉语历史发展的完整规律,从而拓展语言接触研究领域,丰富世界范围内的语言接触个案研究,验证、完善或修正接触语言学的一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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