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政区地理研究的新阶段

辛德勇自述 2022-06-12 14:23:10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大家好。

感謝復旦大學出版社的盛情邀請,使我有機會來參與這次會議,見證《中國行政區劃通史》修訂版正式發佈的這一時刻。

下面,遵照周振鶴先生的囑咐,簡單談談我的一點感想。

這部煌煌十八冊大書的名稱,雖然是《中國行政區劃通史》,內容涉及行政區劃的方方面面,並非僅限於政區地理問題,但政區地理畢竟是其中一項核心內容。同時,我所學所知都十分有限,衹能從自己的專業、也就是歷史地理學角度,來談談自己的一些想法,而歷史時期的政區地理,當然是歷史地理學的一項基本內容。所以,在這裏,就首先從歷史政區地理研究的角度,來看這部《中國行政區劃通史》修訂出版的意義。

歷史地理學這門學科,在中國有着悠久的傳統。比較系統的傳世著述,至遲可以追溯到東漢班固的《漢書·地理志》。不過中國傳統的叫法,是把相關的內容,稱作“輿地沿革”或“地理沿革”。晚近以來,也有人給它冠以“沿革地理學”這樣的“學科”稱謂。

所謂“輿地沿革”,其最核心的內容、同時也是主體的內容,是政區、疆域以及其他各種地名在時間流動過程的存在形態,而“疆域”不過是一種更高級別政區的邊界;也就是說,“政區”與“疆域”,實質上是同一回事。“沿”是前後相承而沒有改變,“革”是以新易故而變更舊貌。用今天的話來講,傳統的“輿地沿革”之學,最爲關注的就是政區設置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各種地名的歷史演變。

由傳統的“輿地沿革”之學,轉換成爲現代的“歷史地理”學科,除了我本人之外,好像其他學人都普遍認爲是從顧頡剛先生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創辦《禹貢》學會並出版《禹貢》半月刊時開始的。我認爲,直至進入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之前,相關研究,仍然沿承着傳統的格局,並沒有發生實質性改變。儘管顧頡剛先生和他的學生史念海先生、譚其驤先生和侯仁之先生等一批學者,較諸以往,都吸取了一些新的知識,看問題的眼光也都比較開闊,並不是單純局限在疆域和政區沿革的範圍之內,但從總體上看,舊學依然,即使多多少少地有所變化,也極爲輕微,無關大局。

真正具有現代學科意義的歷史地理學,是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以後,主要在史念海、侯仁之和譚其驤幾位先生的共同努力下,纔逐步建立和發展起來的。當然,在這裏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直至今天,中國的歷史地理學科,或者說中國學者的歷史地理學研究,其絕大多數成果,都是有關中國這塊土地上各個歷史時期地理問題的研究,涉及域外的一小部分內容,也主要側重這些地區與中國的關係問題,即所謂“中外交通”(不過國外學者對中國歷史地理的研究同樣極爲罕見,除了日本戰前的老一代學者之外,直到今天我還沒有見過一位沒有中國戶口本的“中國歷史地理專家”。)

在這當中,史念海先生對新式歷史地理學科總體建構所做貢獻最多,舉凡歷史自然地理和歷史經濟地理各個主要方面的問題,史念海先生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都做出了系統的探索,並給出了一個比較清晰的輪廓。後來出版的《中國歷史地理綱要》,其中的歷史自然地理和歷史經濟地理(包括歷史人口地理)的主要內容,就是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寫成的(當時官府否定和批判人文地理學,所以沒有歷史人文地理的內容)。這部書稿,當時以蠟紙打印,在國內很多高校和相關研究者中間流傳,在學術界產生重大影響。

在這裏,我想講一個好玩兒的故事,來形象地說明這一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我到北京工作以後,有一次拜見上京開會的石泉先生,閒聊間說起這部《中國歷史地理綱要》。石泉先生告訴我,曾親眼見到,在湖北某地方高校,竟然有一李姓教員,把史念海先生這部打印書稿的封面撕去,另外重新打印一頁貼上,署曰“李某某著”,去申請教授職稱。湖北省除了省會武漢之外,其他地方到現在也沒有什麼像樣的高等院校,當年更是如此。聽了這個故事,我想大家能夠很具體地瞭解這部書稿在當時流行的廣泛程度。當然,史念海先生還有很多重要的論文,都是新式歷史地理學的內容,不止撰寫了這部書稿而已。

侯仁之先生對新式歷史地理學建立和發展的貢獻,主要是率先做出了比較深入的理論闡發,同時又從北京城入手,做出了具有重要典範意義的研究。

相比之下,在這一學科發展的轉折時期,譚其驤先生在這方面所做的研究,雖然也發表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學術論文(如《何以黃河在東漢以後會出現一個長期安流的局面》),對相關研究產生重大影響,但這樣的論文數量並不很多。因此,從表面上看,譚其驤先生的研究工作,對歷史地理學科的建立和早期發展的影響,似乎不是很大。

我認爲,面對當前中國的學術界的現實狀況,至少是包括文學史、思想文化史和藝術史在內的大歷史學界的現實狀況,怎樣合理地看待這一時期傳統的“輿地沿革”之學向新式“歷史地理”之學的轉折性變化,怎樣看待譚其驤先生的學術貢獻,不僅是一個對學術發展史的認識問題,而是我們每一個人在今天怎樣纔能切切實實地做好學術研究、推進學術發展的問題;更進一步講,是拷問我們每一個人是不是具有正直的學術良心和不那麼低下的學術道德的問題。

我們歷史地理學界的同行大多都知道,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中期起,譚其驤先生就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了《中國歷史地圖集》的編製工作中去了,並且在此後二十多年的編製過程中,一直是在實際主持這一工作,從發凡起例,到辨疑析難,多年的心血都傾注到了這八冊圖集當中。

《中國歷史地圖集》的基本性質,和清人楊守敬的《輿地沿革圖》並沒有什麼區別,都屬於傳統的“輿地沿革”之學。那麼,這是不是一項落伍的、不合適宜的研究成果呢?

讓我們放眼通看當今的中國歷史學界,滿眼都是新問題、新思維、新視野、新方法、新範式、新手段,再不濟也從地底下和海外邊兒淘換點兒從未有人見過或是從未有人用過的所謂“新材料”。,國號一定和王莽一樣,也叫作“新”。

學術史和所有事物的歷史一樣,自然是隨着時間的流逝而演進、而變化,也必然會不斷出現新的要素,新的形態。但這種“新”,一定是在“舊”的基礎上纔能發生,纔能存在。脫離舊有的基礎,新的學術方向是根本無法生長的。

在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研究中,政區地理可以說是研究其他一切歷史地理問題最爲重要、也最爲基本的基礎。原因是歷代政區設置及相關地名,是我們認識古代一切歷史事物和歷史活動最基本、最通用的座標體系,而要是失去了這套座標體系,或是不能清楚、準確地復原各個歷史時期特定的座標體系,也就無法落實其他各項地理內容的空間位置,所有那些看起來很“美”的“新”式研究,也就成了無本之木,難以存活了。

因此,就這個學科的整體狀況而言,在轉入新式的歷史地理學研究之後,傳統的“輿地沿革”問題,不僅沒有過時,而且永遠也不會過時。不僅如此,要想使歷史地理學獲得實實在在的發展,還要首先大力加強對“輿地沿革”的研究,這樣纔能使新式歷史地理學有一個可靠的立足點。由此出發,纔能邁出堅實的步伐。

其實若是轉換一個角度,不是像這樣回過頭去看歷史地理學科是怎樣走過來的,而是放眼前程,看這個學科將怎樣走下去、怎樣纔能走下去,那麼,傳統的“輿地沿革”之學就成了我們前進路上的一座大山。

在新式歷史地理學建立和發展的“初級階段”,很多新式的研究,固然都能夠展開,能夠發展,但學術研究不是修仙得道,因而也就沒有終南捷徑。當其再前行到一定階段後,必然要遭遇“輿地沿革”這座大山的阻礙,想繞也繞不過去。

現在很多人自以爲已經“混出來”了的“名流”,總喜歡指手畫腳,談論研究什麼有意義、研究什麼沒意義,什麼是他所認可的世界新潮流,頗以自己“預流”其間並得以身居“潮頭”自嬉,甚至動輒指斥別人研究的是“僞問題”。

我做學術研究,是因百無一能,除了讀書做學問,實在什麼也幹不了。所以,也沒有什麼志向,沒有什麼目標,遇到什麼就研究什麼。在研究學術問題時,我經常想到登山家們在答覆爲什麼要去登山的質問時所說的那句話:“因爲山在那裏。”譚其驤先生當然不會這樣率性,這樣隨意而爲,但傳統的“輿地沿革”,確是橫亘在新式歷史地理學發展路上的一座高山,不跨過這座高山就無法繼續前行。

若是以這樣的眼光來看待譚其驤先生主持編著《中國歷史地圖集》這一工作,我們就不難看出,這部地圖集的編繪和出版,正是新式歷史地理學所必需的最最重要的基礎建設工作,同時也是開闢前進道路的先行工作。因此,《中國歷史地圖集》的出版,當然也是中國新式歷史地理學取得的一項重大成就,在中國歷史地理學建立和發展的歷程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這一點,不論是回顧一下清人楊守敬的《輿地沿革圖》,還是對比一下當代日本學者箭內亘編著的《東洋讀史地圖》,以及此前顧頡剛、章巽兩位先生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共同編著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古代史部分)》,相形之下,譚其驤先生主編的這部《中國歷史地圖集》的領先地位,都是顯而易見的,而且達到了不可同日而語的地步。

能夠取得這樣重大的成就,有很多因素,但譚其驤先生卓越的學識,在這當中起到了核心的作用。

,即如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寫出的《〈漢書·地理志〉選釋》,以及九十年代初出版的《簡明中國歷史地圖集》附綴的文字說明,都清楚顯示出譚其驤先生通達的學術眼光和精深的學術功力,特別是對古書“義例”的理解和把握。

這兩種著述,文字篇幅都不是很大,我想,即使是在歷史地理學同仁當中,也會有相當多的人不一定能夠理解我講的這些體會,不清楚我講的學術眼光和學術功力到底體現在哪裏,特別是不明白我講的古書“義例”到底意味着什麼。但我相信,衹要你認真讀書,潛心治學,至少其中會有那麼一小部分年輕的學者,終究有一天,會與我有同樣的體會。

不過現在我希望所有學術界的同仁們都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地圖集》是譚其驤先生以其深邃學識對中國新式歷史地理學做出的一項重大貢獻,爲歷史地理學全面、深入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鋪平了寬廣的道路。正是在這一基礎上,我這一代,和比我更晚走入歷史地理學研究領域的學人,纔得以順暢、便捷地學習歷史地理學知識,並在前輩學者的基礎上,進一步展開和深化各項專題研究。

講到這裏,大家也就很容易明白了,就像我們這次會議的通知上所寫的那樣,擺在我們面前的這部《中國行政區劃通史》,“不僅是中國第一部大型行政區劃變遷通史,也是繼譚其驤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之後在政區地理研究方面最爲重要的學術成果”;也就是說,它既是在新時代裏爲中國歷史地理學各個分支領域進一步深入發展而奠定的一項重要基礎,同時也是中國歷史地理學發展過程中所跨越的又一座高峰,是一項超邁前人的重大貢獻。這部書的出版,標誌着中國歷史政區地理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爲此,在這裏我要想周振鶴先生和他率領的團隊,致以誠摯的敬意和衷心的謝意,衷心感謝周振鶴先生和他的團隊多年來爲此付出的艱辛努力。

謝謝大家。

2017年12月29日,講說於復旦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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