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智圆行方2025 2022-05-12 12:52:38

图为本书作者:金观涛夫妇




 第一作者金观涛:本科北大化学系毕业,分配在某化工厂工作,一直坚持学术兴趣,后遂从教。1989年到香港中文大学访问5个月,留此任教授。之后写了续版——用超稳定结构分析中国近代史。我特别崇敬这样的作者,因为他能在历史的浪潮中,对自己的兴趣有所坚持,从而更好挖掘了自己的天赋。

第二作者为其夫人。

 包遵信为其作序,认为金第一次将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引进了中国历史研究的领域。包当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思想史研究室工作,(包,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曾任中华书局哲学编辑、国家出版局研究员)。包为其作序,分量很足,要知道当时金还不是历史学研究的门外汉,金是跨专业学者的典范。


目录

1为何延续那么久

2宗法一体化结构

3宗法一体化导致无组织力量

4变化与动乱

5修复

6超稳定系统

7亚稳定结构

8意识形态结构

9社会结构和文明演化

10寿命与数学


该书起源于论文:金观涛,刘青峰.  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J]. 贵阳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0(01)

提出问题:中国封建制度为何能延续两三千年之久

解决问题:超稳定系统

研究方法: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控制论、系统论、数学模型(半定量)

创新之处:从一个新的角度解释了中国的黄炎培周期律


第一章  提问:中国封建制度为何能延续两三千年之久

以往的主要答案

1.经济发展观。小农经济自给自足,商品经济难发展,生产力不能变更,自然就不能变更生产关系。

反驳:为什么资本主义文明恰恰是从欧洲高度自给自足的封建庄园和规模不大的城镇中产生,而在城市和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中国封建社会里,资本主义文明却难以产生和发展?作者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在城市和商品经济两方面都比欧洲强。

p3,在宋代中国二十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多达六个,临安市百余万人口的大城市,而欧洲,直到十四世纪末,最大的城市威尼斯、佛罗伦萨仅有九万人。宋代每年国家征收的商业税占总岁收的七分之一(宋史卷179《食货志下》)。

    2.封建剥削观。封建剥削关系的残酷性把中国农民大众推向死亡线。

    反驳:难道欧洲和日本的封建剥削关系就没有中国封建社会残酷么?作者认为中国农民的状况比欧洲农奴好一些。

    3.上层建筑观。强大的中央集权,例如郡县制的官僚体系,把持盐铁矿,独尊儒术等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巨大,以致中国封建社会停止。

    反驳:为什么中国能够产生封建地主经济,而欧洲却是领主庄园制经济呢?难道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

    4.亚细亚生产方式观。亚细亚生产方式具有东方地理的文明起源的特殊性。

    反驳:马克思指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指前阶级社会形态,是一切文明类型在其历史初期都曾出现过的(p6)。为何这种原始公社形态偏偏在东方长期保存呢?

        ps:有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之所以长期保持这种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因为东方文明起源于治水。例如中国古代的大禹治水,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治水成功即为皇帝,其儿子开创家天下路径,从发生学角度看,第一,家天下必然产生家里哪个儿子继承的问题,于是就产生了嫡长子继承制;既然国嫡长子继承制了,那么家也嫡长子继承制,既然君天下,那么家长制也就理所当然了:中国历史似乎总是遵循着一个黄金定律,那就是上行下效。第二,牛顿第一定律认为,任何物体都要保持匀速直线运动或静止状态,直到外力迫使它改变运动状态为止。利益合作和竞争关系产生了人际关系,人际关系交织成网络变成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形成之后必然生成特定的观念,这种基于特定生产力产生的观念就会产生一定的制度和制度运行机制,所以说制度是物化了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观念,因此可以认为制度是一种物质,而非精神。根据马克思原理,物质是第一位的,精神是第二位的。我也是唯物史观支持者。既然物质是物质,那么就满足牛顿第一定律,即惯性定律。推论到此,一个结论就产生了:一个制度一旦产生,它就有维持自己存在的惯性,这种惯性是不以少部分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要想改变这种惯性,必须要对制度施加一个足够大的外力。嫡长子继承制为了维持自身惯性,就会驯化人们,使人们的大脑当中产生一种支持它的观念,例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长兄如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妇有序等。第三,利益、制度、观念三者逐步一体化,经济、、文化也就逐步一体化,这种一体化的惯性运动,没有遇到强大的外力何以静止或改变方向?任何想要彻底阻止它的人,都如同螳臂当车,难如登天。,他们是历史的巨人。从这一点意义上来说,法国大革命也做到了——法国大革命之所以为大是因为其对法国的影响是意识形态层面的,法国大革命至少是用强力把过去的庞然大物砸碎了,这也使得法国元气大伤。我还是认为英国的渐进改革模式更加合理。他们顺着历史惯性,在修修补补当中把这个庞然大物给驯服了。

    5.地理隔离观。中国封建社会处在一个与世界相对隔离的地理环境之中,在封建社会生产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地理隔离能使中国避免过多的外部影响。

作者认为这些观点都存在较大的问题——即说服力不足。那如何解决呢,作者拿出了学术武器:系统论和控制论。


系统论、控制论是二十世纪以通讯、自动化和计算机为特色的科学技术革命的产物。它们不把事物看作相互孤立的因果系列和可以分割处理的机械模式,为研究错综复杂的事物提供了某些具体的理论和方法。在强调整体研究的同时,认为局部特点相加之和并不等于整体特征,而必须把它们始终作为整个系统的相互依存的组成部分来加以研究。

能运用系统论和控制论的条件:中国历史的相对封闭性和史料丰富性。

中国封建社会是大系统,经济、、意识形态是三个子系统。

控制论指出,大系统演化有两个可能。一是三个子系统极不协调,旧的系统瓦解,新的系统生成。二是消除和压抑三个子系统中尚未成熟的新结构萌芽,总体上看结构长期不变,这种系统被称为超稳定系统。这种系统的巨大的稳定性,是依靠它本身具有周期性振荡的调节机制而得以实现的。(超稳定系统ultrastable system是在Ashby五十年代研究有机体怎样适应环境时提出的,见《Design for a brain》)


第二章 宗法一体化结构

1.通讯

控制论认为,为了改善某个或某些受控对象的功能或发展,需要获得并使用信息,以这种信息为基础而选出的、于该对象上的作用,就叫作控制。作者认为任何国家大一统的原因是通讯。控制论创始人维纳说:“社会通讯是使社会这个建筑物得以粘合在一起的混凝土”。马克思曾把这些缺乏联系的相互隔离的小农比喻成一个个“马铃薯”。

“通讯”的核心:儒生、官僚、文字、交通(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南北大运河)。

没有士,只有农民、农奴、商人、地主、贵族、皇室所组成的社会一般是封建小国。秦汉帝国建立以前的中国封建社会就是这种分裂割据的形态。但是,春秋战国时期土地开始可以买卖,于是出现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士——作为通讯的核心。所谓“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士是秦汉以后历代封建王朝官僚机构成员的最主要来源,通常称为儒生。

象形表意的中国方块字,有利于克服由于地域辽阔所带来的方言繁杂的障碍,成为几千年来始终畅通的思想文化交流的工具。

2.一体化结构

利用儒生建立官僚机构,维持文化和制度,并且通过选拔儒生来防止官僚演化为贵族。。

一体化的主要构成:儒生、儒家国家学说、郡县制。

儒家国家学说:忠君保民。避免了两种可能:一是欧洲的“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二是各级官员没有统一的指导思想,各行其是。

3.封建大国的分裂逻辑

治理需要——分封——人身依附加剧以至于“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地方军事割据——分裂

4.一体化的功能

一是调节分封制;

二是限制人身依附关系(奴婢犯法需由国家处置);

三是抑制军事割据;

四是强控制。户籍、地籍调查制度、不读诗书不做官、宗法束缚。

ps:如何评价一体化:我以生物进化作个比方。当生物体在发生变异的时候,并不知道变异是否是有利,是否会造成进化。而且,大多数变异都是有害的,它不能确立新物种,又会破坏旧的适应和平衡。但是,是不是因此可以说,物种只能保持现有结构的优越性,而不应变异呢?实际上,生物的进化,只有在发生了各种变异、提供了各种选择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大多数变异被淘汰了,那些适应环境的变异则获得生存和发展。我们不能因为变异过程中可能出现各种畸形品种,就否定变异的作用。关于此基因突变,下文有详论。


第三章  一个新的概念:无组织力量

1.行政膨胀的恶性循环

官员增长速度远大于人口增长速度。在历代封建王朝中,人口增至峰值(清以前一般在六千万上下)后,就比较稳定了。而官僚的增长却如野马脱缰,并没有随人口达到峰值而停顿。这证明行政管理事务的增加不是官僚膨胀的主要原因。官僚膨胀的主要原因是封建官僚机构自身的腐化。腐化造成行政效率越来越低。行政效率越低,又要达到强控制的目的,就不得不增加机构和人员,从而造成恶性循环。

Ps:这还是符合牛顿第一定律。

2.封建特权和低薪制

封建特权:中国有两句古话,一为“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二为“朝中有人好办事”,就是指的封建官僚的特权和权势。

低薪制的典型:吏——“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无编制、低薪、吃拿卡要。

Ps:封建官僚规模逻辑:少、贪官减少-反贪官不反皇帝-新皇帝新朝代-休养生息-人口增加-官僚数量增加-···如此循环。

ps: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周期律的循环示意图,其中核心环节在于人浮于事,人浮于事必然导致真正做事的官僚少,就需要进一步扩大官僚机构规模,规模大了又发不了那么多工资,就只能维持官僚的低薪制,官僚也是人,低薪制在行政监督和社会监督乏力条件下,轻度的吃拿卡要也就成为官僚甚至社会成员的共识,轻度最终演化为重度,重度必然不为社会成员同意,反抗也就在酝酿之中。我想这或许就是封建社会周期律的内在逻辑。

3.皇权的调节作用

保证官僚结构的统一性,防止其各行其是。

推动官僚机构的流动性,防止其贵族化,亲自抓人才选拔。

遏制官僚机构的腐化,利用监察和考核。

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和调节作用固然是凌驾于官僚机构之上的控制力量,但是又怎么能够保证皇帝不腐化呢?事实上,由于皇帝位于权力金字塔的顶峰,他上面没有别种力量可以控制他,所以历史上皇帝往往成为腐化的核心。

4.皇权的放大

为了巩固宗法一体化结构,无限君权和皇帝有限调节能力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能解决的,这就使得宦官和外戚二者之中总有一个成为皇权延伸的借用力量。封建官僚是经过一定的仕途选拔出来的儒臣,他们有相当的封建文化素养,又经过国家机构的统一选拔,方能入仕参政。而外戚与宦官则凭着自己是皇帝宠爱信任的人,便参与朝政,。

ps:因此,不是别人正是皇帝本人通过皇权的无组织化,(宦官和外戚)破坏了自己或祖辈辛辛苦苦建立的完备的宗法一体化的国家建构。我想这个问题对于皇帝本人来说非常为难,一方面事情太多,哪怕只抓大事都忙不完,必须依靠别人;另一方面,别人如何靠得住是个问题,没有驾驭能力的皇帝往往选择自己熟悉的人,例如身边的宦官和从小接触的亲戚。纵观历史,凡主要依靠这两股势力的皇帝都难成大事,凡依靠驾驭常规一体化结构的皇帝才能有所成就。

5.无组织力量

某种社会结构在维系自身稳定的调节过程中所释放出来的对原有结构起瓦解作用,其本身又不代表新结构的某种力量,称为无组织力量。其有三个特点,一是被动的产生之后是不可逆的,二是到一定程度之后能自主繁衍,、经济、意识形态三个子系统之中相互渗透相互影响。

 无组织力量是事物灭亡的解释概念:第一,调节的积累效应。任何调节机制都很复杂,它在执行调节功能时都必然给系统带来一些附加性变化,对系统产生微小的干扰。这种干扰是系统调节自身所带来的,因此,不可能被这种调节所克服,在调节过程中干扰就会积累起来,慢慢破坏系统的适应性。第二,任何调节机制都不可能是万能的,总有控制不到的盲区。 使用农药杀虫是一种调节方法,但长期使用某种农药就会使农药的杀虫性能(调节能力)降低,昆虫就会产生有抗药性的变异。这些新变异的昆虫,就是原有农药不能完全控制的盲区。另外,没有使用农药前,一些数量很少的昆虫为害不明显。一旦使用农药,为害占主导地位的昆虫的大量死亡就会让出生存空间,有利于具有抗药性的昆虫大量增殖,构成另一种虫害。

Ps:这个概念很难理解,一开始我怎么都看不懂,现在还懵懂。现在我把它理解为一种病毒,这种病毒产于于原有结构又对原有结构具有破坏作用,这种病毒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目的,如果一定要有的话,那就是破坏原有结构。

(1)

(2)经济结构中的无组织力量主要是土地兼并。土地兼并是封建大国运用一体化调节力量对经济结构进行调节所释放出来的毒素。它也是宗法一体化结构的异化。土地兼并的两个阶段:受控阶段、恶性增长阶段。

(3)意识形态结构中的无组织力量主要是儒家意识形态失去指导功能,人们思想日益混乱。意识形态结构中的无组织力量,是随着经济结构、。

本来,一个王朝后期的社会问题增多,更需要各种有用人才参预国家事务管理。但官僚机构已为昏官、贪官和势利之徒所挤满,他们压抑异己力量,大量较有德才的儒生,便落拓朝野,抑郁不得志。这就叫积重难返。

Ps:劣币驱逐良币也。所以一个环境的氛围很重要。封建社会最核心的问题是皇帝不能是昏君,否则昏君必然吸引投其所好的奸臣。有人评价说大清国是一艘超级大船,整个船的命运取决于船长,而非船员。


第四章 变法与动乱

1.变法效果递减规律

如果我们把一个王朝中历次改革变法,按时间顺序排列起来,就会发现一个有意义的结果:其效果随着社会内部无组织力量的增大而递减。一般说来,王朝初期的一些变法改良往往有较明显的社会效益,中期变法尚能够取得一定的成果,而末期则是越变越糟。

变法是为了和无组织力量作斗争的重要方法。,精简机构,整肃吏治,反对腐化;在经济上是抑兼并,稳定小农经济;在意识形态结构中则是整顿纲纪,恢复王朝威信。

2. 王朝中后期变法对社会危机的加剧

任何一个系统,内部调节力量一旦衰弱,如果人们再去干扰它,企图将其重组,这正如对癌症晚期病人施加手术,对朽垮的大厦进行改造一样,医生和

改造者用心往往是好的,但效果却适得其反。因为系统内在调节能力的丧失,已变得脆弱不堪,任何干扰都会提前它的瓦解。中国封建王朝中后期变法非但在抑制无组织力量增长方面没有什么效果,还会促使无组织力量的膨胀,加剧社会危机。

Ps:因此,清末新政其实是加速了清朝的灭亡。

例子:王安石,免役法;张居正,一条鞭;王莽改制,土地归国家所有,禁止买卖。

3.封建剥削的可控与不可控

农民重要构成是自耕农和佃农。农民被两种力量剥削,一是一体化力量,剥削程度和广度较为明确固定;二是无组织力量,伸缩性很大。

可控部分:田赋、人头税。

不可控部分:杂税和徭役、地租——佃农向地主缴纳百分之五十的税率。

国家三个层次:封建国家、地主、农民。

个人:自耕农是王朝稳定的平衡器。王朝后期,自耕农因为土地兼并,大量沦落为佃农甚至流民。

Ps:


身份

负担

被谁剥削

剥削特点

剥削可控

自耕农

田赋、人头税

一体化力量

程度广度较为明确

剥削不可控

佃农

杂税、徭役、地租(50%

无组织力量

伸缩性极大

ps:自耕农是封建社会的平衡器,中产阶级是现代社会的平衡器。社会性质虽然不同,但是每个社会都有一个平衡器。这就是社会规律的一种。

4.

:共同目标、从分散中联系起来(马铃薯变混泥土)。

反抗目标明确:无组织力量——即贪官污吏和地主恶霸。

一体化结构使分散的农民难以联系起来,在那些国家举办的公共工程中,或人口集中之处、商业交通便利之地,,另外就是秘密结社和宗教团体。

一体化结构、农民、无组织力量三者关系的比喻:农民的生产劳动推动着整个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那么,宗法一体化结构就好象一座牢固的长坝,把农民管理起来,控制起来,而无组织力量就好比坝里的老鼠,不停地打着洞,任何挖鼠灭鼠的行为也不能遏制鼠洞的增加。

5.动乱规模和无组织力量成正比。


第五章 修复机制

1.两种修复机制:

中国封建王朝能得到更替和修复,,而发挥调节作用。封建统治者内部变法改良只是对无组织力量加以某种限制,。

  1. 2.新建王朝稳定性与无组织力量残存程度成反比

,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的寿命也越长,如汉、唐皆是。在割据基础上统一起来的王朝,很不稳定,其寿命较短。如秦、西晋、隋等。

3.第一块修复模版:宗法同构体——国家的细胞

,破了还需立。立则需要模版。这里,“模板”是借用遗传学的名词。生物个体总是要死亡的,但保存着生物个体全部信息的生殖细胞,能够成为新个体发育成长的模板。现代控制理论指出,只要同构体使得组织结构的信息能够保存下来。中国封建社会国家与家庭的同构效应正好起到这种修复作用。在封建国家稳定时,它把国家组织原则灌输到家庭、家族中;而封建大国瓦解时,家庭、家族组织又成为国家修复的模板。

宗法家庭结构,其封建家长制、等级制以及封建道德观念,体现着国家组织的原则。豪门世家本是社会上层,他们既富有统治经验,又具有强烈的封建宗法思想,这使他们能够在动乱中既能有效地发挥社会地位优势,又能驾轻就熟地运用封建宗法观念进行新王朝的组建。这就是豪门世家能够成为开国皇帝的有利条件。

4.农民的皇权主义:

马克思曾论述不同的社会结构决定着人们不同的精神方式、他说;“从物质生产的一定形式产生;第一,一定的社会结构;第二,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人们的国家制度和人们的精神方式由这两者决定,因而人们的精神生产的性质也由这两者决定”。根据这一原则,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一体化结构决定了人们(包括农民)的精神生产的性质,农民的皇权主义和宗法思想,正好是家庭与国家同构这种社会结构份必然反映。

5.第二块修复模版:一体化目标

新王朝建立过程中,儒家国家学说及其一体化,是更为重要的第二块修复模板。

第二块修复模板由如下两个环节组成:一是儒家国家学说对建立新的国家机构起着理论指导作用;二是广大儒生在新王朝建立过程中起着组织作用。

第二快修复模板作用,表现在中国历次大动乱时期,无论是在豪门世家竞相争雄消活动中,,儒生都是一个非常活跃的阶层。

家庭是干细胞,记录着国家这一有机体的全部基因信息。一体化目标则是细胞拼接的规则。

三种拼接路径:

,。东汉、唐、宋

。西汉、明。

三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元、清。


第六章 超稳定系统

1.资本主义的障碍

(1)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并非没有资本主义因素,而是资本主义的金丝羽毛构建在芦苇之上,,一切又从头开始。一个是寓言——金丝羽毛的鸟把蛋产在岌岌可危的芦苇上。

(2)强控制

重农抑商:国家控制食盐、铁矿等大宗商品的买卖、官办手工业处于垄断地位。

郡县制:没有出现西方那样多元统治力量的弱控制空间和真空。在欧洲,自治的城市是封建力量鞭长莫及的地方;教会和封建君主的统治达到均势,意大利最为典型。

(3)缺乏社会力量(市民阶级)

一体化结构导致王权不需要利用社会力量来对抗官僚的贵族化。因此,市民阶级并不强大,也没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

2.全面崩溃模式的悲剧和资本原始积累的中断

中国封建王朝的崩溃是全面崩溃(脆性崩溃)。西方是一部分一部分的崩溃。,经济结构马上也随之崩溃,整个社会陷于无序状态。秦汉之交,短短八年时间中,全国人口从两千多万锐减到一千万左右。公元157年东汉人口达五千六百多万,大动乱后公元260-28O年,魏、蜀、吴三国人口总数才七百六十余万,不及原来的七分之一。

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是脆性崩溃模式呢?

,对农业、手工业、商业、城市贸易实行有力干预,,,经济生活也会跟着陷于彻底的混乱状态。

全面崩溃模式不利于新结构的诞生。这种巨大破坏性,就给社会结构演化带来两个严重问题:第一,新结构缺乏内部调整的时间,即使是新结构完全确立后,也需要经过相当长的修改、调整,才能适应并推动经济进一步发展;第二,大动乱的巨大破坏性必然会摧毁进步因素的积累,造成积累过程的周期性中断。

3.脆性崩溃导致:人们不得不做出回到封建传统的选择

社会组织是每个人赖以生存的基础,人不能离开社会而生活。破旧的大

厦的存在固然是新大厦建立的障碍,但是假如有一天旧大厦完全倒塌,新建筑材料和建设蓝图还没有出现,人们连栖身之处也失去了,形势就会迫使人们迅速作出选择。这时,人们不得不选择最快恢复秩序。人们不得不用旧砖瓦,依照旧大厦的样子,迅速地把屋子建造起来。

本来大变革意味着一次选择机会的到来,但在新组织核心相当弱小、并

且不具备必要的细节,其设计蓝图远不如旧结构的残留印象清晰有力时,那么它就不可能战胜旧结构。所以,中国封建社会全面崩溃模式的可悲之处就在这里,而宗法一体化结构的无处不在的渗透使得又是全面崩溃模式的罪魁祸首家

4.永恒的努力,永恒的失败

一个是希腊神话——宙斯惩罚西西弗斯,要求他把石头推到山顶,但石头一到山顶就因为重力势能而滚下来,周期性的努力当中,永恒的努力,永恒的失败,或许这是宙斯对西西弗斯永恒的惩罚。

ps:中国封建社会在宋朝时候已颇具资本主义经济规模,但始终诞生不了资本主义,为何?或许西西弗斯的故事能回答这个问题。

 …… 中间省略部分章节。

  第九章 数学模型

  1.数学定义

把数学应用到社会科学研究中,往往有三个必需的步骤:

第一,社会科学对某些问题的研究已深入到一定程度,我们对其规律性已经可以用描述性语言表达。第二,将描述性语言转化为数学语言。第三,应用数学语言推理,使讨论越出直观描述性语言所把握的深度,向精确化、定量化方向发展,推出直观一下子难以把握的某些结果。

用Φ来表示整个社会的无组织力量,用Ψ来表示一体化调节力量。整个社会无组织力量Φ成为经济、、意识形态三结构无组织力量的总和,即:

   

Φ(经济)主要表现为土地兼并的程度。

规定一个从事件(在这里是王朝强盛、衰落或分裂等的各种可能状态)到数轴S的一个映射,使得各种状态对应着数轴S上不同的数,如图33所示。S上的点并不真正代表某一个可以实际计量的代表王朝盛衰状态的量。

我们把S称为“状态变量”,因为它描述模型中王朝盛衰状态。Φ和Ψ则称为“控制变量”,它们是影响王朝盛衰的两个主要条件。

2.半定量

所谓半定量地讨论,是指引进变量,但不进行具体的数值运算,只从模型来分析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半定量的讨论是有价值的,它可以避免大量统计所带来的困难和混乱,又能发挥数学模型的精确判断作用。

3.结论

一个王朝开始时,内部无组织力量越小,王朝寿命就越长。推理:由封建割据统一起来的王朝寿命较短。西汉和东汉两个朝代,从历史记载上看,东汉初年无组织力量明显大于西汉初年。汉光武帝不敢触犯豪门士族的利益。东汉寿命比西汉短。历史学家知道,在三国基础上实现统一的西晋王朝,无组织力量——主要是贵族门阀势力相当强大,其寿命也很短。



读该书两遍,还未发现其观点有何大问题,毕竟我不是学历史的,也不是从史学专著角度看这本书,。一个比较突出的感受是,金教授在书中未能解释清楚无组织力量这个概念。每次看到无组织力量概念,我都能想到熵值理论:第一,熵是表征系统的无序程度的物理量,熵越大,系统越接近均匀的平衡,越均匀就越无序;第二,任何孤立系统的熵值只会增加,因为封闭的系统内部总是区域均匀;第三,系统自发的过程总是从有序(熵值低)到无序(熵值高),因此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都是必然灭亡的,马克思也说没有不灭亡的事物,很多哲学家也都说过“有开始就有结束”;第四,自然界任何事物的自发状态都是从有序走向无序的熵值增加构成,也就是没忘过程,要想减缓熵值增加,就一定要对事物做功或注入能量——这其实也就是热力学第二定律,即第二类永动机不可能存在。

今天看完了金教授的论文《 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这是他第一次公开提出中国历史超稳定结构观点,在论文中他在描述无组织力量时,提出了潜在组织的概念,,抹杀了任何潜在组织形成的可能性,却不能阻止官僚腐化这样的无组织力量的形成趋势。我不知道为何到了书中,他完全没有提到潜在组织这个概念。为何要删除呢?我觉得在这方面,论文写的更好。另外,在论文中他在写到系统内部偏离和调试过程时,引入两个对立概念,即抑制性偏离和促进性偏离,同时还举了两个非常精彩的生态系统的例子:老鼠和蛇相互抑制对方的数量变化,中国封建社会即使如此;在老鼠、蛇、土蜂、三叶草四个物种组成的生态系统,老鼠数量增加到蛇的数量变少,蛇的数量变少促进了老鼠数量增加,这种偏离是促进模式的,欧洲封建社会即使如此。这两个观念的引入非常有效地解释了系统偏离模式,不知道为何在书中他却未提及。

1991年,中国人民大学苗东升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专门撰文《评金观涛的超稳定结构论》,对金进行劈头盖脸的批评。我认同苗教授的其中一个论点:经济、、文化三个子系统并不是同层次的关系,经济是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经济起到决定作用。

我的提问:

1.如何评价中国的宗法一体化?

如果中国没有遭遇鸦片战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中国会不会一直持续这种资本主义萌芽——夭折——萌芽的循环?难道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中华文明成于宗法一体化,却又败于宗法一体化么?中国的宗法一体化结构到底是怎么了,难道正是因为高度发达反而使得优势成为了致命的劣势。阴阳转化的太极思想?中国宗法一体化结构传统是历史负担还是历史财富,如何对待这两者的辩证关系?

2.美国的超稳定系统未来将如何?

基于第一个疑问,我想到美国的三权分立制衡结构,它也是超稳定的结构,它会不会也和中国的宗法一体化超稳定系统一样,最终因为过于稳定而走向衰落?一种超稳定的社会结构究竟该如何实现与时俱进才不至于固步自封?稳定和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到底是什么?我看到一些条幅拉着:稳定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稳定的动力。究竟怎么理解稳定和发展?如何继往开来?如何处理历史传统和时代机遇之间的逻辑关系?

3.中国如何确保渐进式改革,避免周期性脆性崩溃?

一九四五年七月四日,?答曰:“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亲眼所见的真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乃至一国家,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初时聚精会神,无人不用心,不卖力。历时长久,惰性发作,到风气养成,虽大力无法扭转。且无法补救。”,,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当即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ps:人类的发展基于协作,这种协作包括历史的纵向协作和同一时代人与人之间基于分工的横向协作。全面崩溃模式使得历史断裂和秩序全无,历史断裂阻断纵向协作(例如古代技术和著作一再失传),秩序全无阻断横向协作。当前,中国国家建构进程如何?我们如何避免脆性崩溃模式,如何避免周期性动荡?、经济、文化三者应当在何种程度上保持各自界限,又该以何种方式相辅相成?

4.周期律:中国封建历史和西方经济危机

黄炎培和金观涛提出的周期律问题和西方社会当中三五十年周期性发生的经济危机有何异同点?为什么事物的发展总要表现为周期性?难道是马克思说的否定之否定逻辑?事物的发展往往表现为非线性的曲折的螺旋上升?         

 5.历史三问

 梁启超之问:郑和下西洋乃“有史来最光焰之时代”,为什么“郑和之后,竟无第二之郑和”?

李约瑟之问:为什么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没有诞生在当时世界科技与经济最发达的中国?

黄炎培之问:如何找到一条新路,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律?

 6.个人酝酿与假设:主体杂化理论

  金观涛教授说:“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还告诉人类:最重要的是有积极的创造精神,开明的态度。任何既定的社会结构都会老化,关键在于我们对新因素的萌芽应有一种扶植爱护的态度,使潜结构能够在探索中成长起来。这样,它在适当的时机才能取代旧结构,社会结构才能发展。”

如何爱护新因素?万一新因素发展起来之后挑战主体怎么办?如何既保证社会有一个权威主体的同时,社会诸多新因素都有其发展的机会?

借鉴生物学的进化理论和化学的电子排布理论以及物理学的第二宇宙速度理论(人造天体无动力脱离地球引力束缚所需的最小速度。若不计空气阻力,它的数值大小为11.2km/s)。

 

 我酝酿了一个初步的不完备的假设,即“主体杂化假设”:一方面,先确保一个有实力的权威的核心主体,核心主体相当于一个原子核,原子核周围按照不同层次的轨道排布着电子,离原子核越近的电子受到原子核的吸引力越大,越远则力越小。这种距离远到一定程度,电子受到原子核的吸引力就非常小,小到能够像第二宇宙速度理论说的那样脱离万有引力的束缚,获得自由。而原子核象征一个强有力的能够控制总体局面的公共权力,这个公共权力应当具有原子核的两个特性,一是有高度的稳定性,无论丢失或吸纳电子,都不会轻易解体;二是到达一定的条件之后,有升级的韧性,例如原子核的裂变或者衰变,也就是核心主体要对本身的改变留有保守的余地——当然主体的功能主要是稳定,所以轻易是不可能改变的。另一方面,保护新因素(金教授说的潜在组织),即杂化层面,猴子敲击键盘,几万次几亿次之后,也能敲出“我爱你”三个字,也就是说很多文明是没有意识的就创造了出来了,然后被人们共性的保留了。同样,对于基因来说,虽然稳定性非常高,但是基因也有突变的概率,基因突变的方向,上帝也决定不了,能适应环境的基因突变就会遗传到下一代而逐步保留下来,不能适应环境的基因突变会因为基因没有能够遗传而被淘汰。所以我对杂化的阐述是不能随意压抑某一种自发的新因素,杂化因素应当以一种千差万别的姿态围绕在主体核心周围。因此,每一个体思想自由、“积极自由”(free to do sth.)一定不能扼杀。当然这需要主体的权威具有足够的实力和信心。当主体不能适应环境的时候,只要多样化程度足够高,自由多元的个体当中,总有一部分是能够适应环境的,这时能适应环境的杂化部分则能紧随主体核心周围,帮助主体核心度过电磁波的干扰(度过危机)。同理,生物种类越是多样,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越强,生态系统越是稳定,这就说明越是杂化,社会越稳定,但杂化不是杂乱无章,杂乱当中必然需要一个主体来确认和保障诸多杂化因素的杂化权利。

主体越有权威,杂化越丰富多元。主体越有权威,其他力量就越不会挑战主体,主体就能通过法定程序保障杂化。

杂化越多样化,主体越稳定。各种杂化力量之间能相互制衡,杂化力量越多越复杂,这种相互制衡的网络越立体越能够制衡,只要主体坚持离岸平衡手原则——即不让某一部分杂化力量大到脱颖而出而是要让各杂化力量相互均衡和制衡——就能从杂化那里得到最大的好处。相反如果杂化不多样,主体是非常危险的,这种危险主要是外部危险,因为杂化不多样,主体就没有足够资源可以调动,也就难以对付外在挑战了。

总而言之,主体杂化理论主要在于说明权威和自由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强政府和强社会之间的相辅相衡关系,也在于说明多元的自由的杂化对于主体的根本好处。

7.或许中国社会更需要的是建设性意见而非纯粹的批判

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动乱是没有“立”的“破”,破了之后,人们发现一无所有,连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社会根基:秩序都没有了。这时候,不得不着急于立。着急了,时间不等人,大家就一直认为要迅速按照以前的样子,再建一次。所以,基本上还是原地踏步。这告诉我们,在破之前,一定要有立,,中国社会非常需要建设性意见。指出问题和作出批判的目的不能止步于批判本身,而应当是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同时,要警惕任何一揽子的全面的根本的改革方案,倡导渐进式的改革原则、建设性的批判态度,会更有益于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是不是批判意见应该让步于建设性意见?



智方

2017年12曰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