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践:中国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

红旗文摘 2022-06-19 12:54:05

如果说中国封建社会有核心价值,恐怕非“三纲五常”莫属了。一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始于秦汉,是继承了先秦社会的优秀文化基因发展而来。“三纲五常”一词的完整提法是在《白虎通义》中出现的,但是其思想框架则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已经基本完成。董仲舒按照“贵阳而贱阴”的理论,对儒家人伦观念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提出了三纲原理和五常之道。他说:“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春秋繁露·基义》)“阳者阴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同上)在这几组矛盾中,属阳的一方永远处于支配地位,而属阴的一方则要绝对服从,因为这符合天地阴阳之大道。所以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同上)而且“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传》)这里虽然没有使用“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文字,但是“三纲”的思想及其论证,在董仲舒时代已经基本完成了。到班固在《白虎通义》中提出“三纲六纪”的时候,。

“五常”则来自儒家的“五伦”说,孟子认为:“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是中国古代宗法社会中最重要的五种社会关系,而调节这五种关系的根本原则“伦”,就是“仁、义、礼、智、信”。所以“五伦”又称为“五常”,即处理人伦关系的五种常道。

在历史上,“三纲五常”曾被视为一个整体,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甚至到了封建社会末期,1901年慈禧太后在一道“假变法”的文稿中还宣称:“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可见其规范社会、巩固统治的重要性。

但是如果我们详细分析,还是可看出“三纲”与“五常”的差异。所谓“三纲”者,,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宗法等级性。,君臣之间必须建立严格的统属服从关系,这是封建制度的本质。如果君臣关系可以变成相对的,那么君主专制统治就不可能建立。“父为子纲”是宗法家族制度的根本原则,为了维系以男性为谱系的宗教家族制度,必须强调子女对父母的绝对服从关系。“夫为妻纲”也是为了维系男性血缘宗法制度的根本设计,如果妇女在家庭中有了自主权,父系家族制度也就无从谈起了。,、经济、法律、宗教、文化制度来宣扬、巩固它。

“五常”则不同于“三纲”,它是人类社会在长期发展中逐渐积累形成的一套道德伦理,具有超越具体社会内涵的普遍性。例如“仁”,讲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人与人应当如何相处,关键就是能够学会“以己推人”的“忠恕之道”,有了这种“己欲立而立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方法,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可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所以西方人将其称为“道德黄金律”,现代社会的思想家也把这些原则称为“普遍伦理”。同样,义、礼、智、信也都是适用于任何社会、任何民族的基本伦理道德,具有永恒的普遍性。近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家,即使反对“三纲”,但一般不反对“五常”。,也只能说其“虚伪”,但是不能说它是错误的。

“三纲”与“五常”不仅性质不同,而且古代的思想家,都是用“五常”的普遍伦理,。这样的论证不仅为统治阶级接受,成为他们巩固阶级统治的工具,而且也宣扬了人类社会的普遍伦理,对统治阶级的行为有所约束,使得“三纲”不能脱离社会发展的大原则,成为帝王为所欲为的口实。“三纲”建立于宗法家族制度之上,所以“父为子纲”是其核心范畴。儒家的“仁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反映了这种社会制度的哲学。孔子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孟子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孟子·尽心上》)孔子、孟子非常明确地将仁学建立在父子亲情之上,原因就在于仁学的基本方法“忠恕之道”,首先要使用于人们在社会上最常见的父子关系。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父母都不爱,更何谈博爱天下之人?

在中国古代宗法家族制度下,家庭是国家的模本,国家是家庭的放大,“移孝作忠”则成为儒家伦理中联系家、国的根本原则。孔子说:“慈孝则忠”,“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后来在曾子那里,直接论证“忠臣出于孝子之门”。他说:“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谓也;未有长而顺下可知者,弟弟之谓也。”(《大戴礼记·曾子立孝》)在家庭内部推行孝悌之道,就可以为国家培养忠臣顺民。因为对于父亲适用的原则,也可以用于对君主。不过儒家不像法家那样主张对于君、父必须绝对忠诚,绝对服从。在君臣关系之上,还有一层更高的原则,就是“礼”和“义”。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主只有按照“礼”的标准领导臣才是合理,才可以报之以忠诚。孔子又说:“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论语·微子》)强调臣子服从君主,是在服从天下的公义,而不是忠于其个人。孟子讲到“武王伐纣”的历史意义时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荀子更是提出了“从义不从父”、“从义不从君”的主张,反对昏庸残暴、倒行逆施的统治者。

从中国封建社会核心价值的结构看,其内容既包括反映社会阶级本质的意识形态,也包括反映社会人际关系的普遍伦理。在仁义礼智信的普遍理论指导下,,总体上是合乎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宗法家族社会规律的,因此才能赢得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和服从,才会有辉煌的中国古代文明的出现。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摘自《学术界》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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