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中国历史文化的演变与发展)

传承网 2022-07-28 16:29:03

提到历史文化的演变与发展,我们可以再用一个新的观念来说,在人类历史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有两个非常尖锐对比的事实,它始终存在于历史的现实之中。


一个是人尽皆知的历史上治权的事实,包括古今中外历代帝王的治权,这是一般人所谓的大业。另一个是学术思想的威权,它虽然不像历史上帝王治权那样有赫赫事功的宝座,但是它却在无形之中领导了古今中外历史的趋向,而非帝王将相之所能为。过去中国的文化界,尊称孔子为“素王”,也便是内涵有这个观念。这是千秋大业,也许当人有生之年,却是长久的寂莫凄凉,甚之是非常悲惨的,可是它在无形之中,却左右领导了历史的一切,而且它有永久的威权和长存的价值。


我们借用孟子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的两句话来讲,在人类历史文化发展史上,的确若合符节,并非虚语。因此,我们姑且借用西历纪元作标准,以五百年作一阶段,从历史分判中国文化思想的大势。


(一)周代文化——文武周公阶段


第一个五百年间,便要从周公的学术思想开始(约当公元前一一一五——公元前一○七九年间)。因为孔子的学术思想,是“祖述尧舜,,推崇“郁郁乎文武”的周代文化,是集中国上古以来文化的大成。


(二)孔孟思想的阶段


第二个五百年(约始自公元前五七一——公元前五四五年间),才是孔、孟思想兴起的阶段。孔子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公元前五五一年)。孟子生于周烈王四年(公元前三七二年)。由此而经六国到秦、汉时期(公元前二五五——二○二)。孔、孟与儒家的学术思想,虽然崛立于鲁卫之间,但当此时期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普遍流行,道、墨、名、法、纵横、阴阳等家,弥漫朝野,它被诸侯之间所接受和欢迎,还胜于孔、孟思想。即如汉初统一天下,从文景开始,也是重用道家的黄、老思想。一直到公元前一四○年间,由汉武帝开始重视儒术,再经公孙弘、董仲舒等的影响,因此而“罢黜百家,一尊于儒”。孔子的学术思想,和董仲舒等所代表的儒家思想,才从此而正式建立它的学术地位。


这也正是司马迁所说:“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体、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的阶段。但在西汉这一阶段的儒家学术思想,着重在记诵辞章与训诂之学,并无性命的微言与道统问题的存在。而且当时的代表大儒董仲舒,他是集阴阳、道家思想的儒学,也可以说是外示儒术、内启阴阳谶纬之学先声的儒学。至于公孙弘等见之于从政的儒行,几近“乡愿”,远非孔、孟的精神,司马迁在《史记》上列述公孙弘的史事,备有微言,不及细述。


(三)儒、道、佛文化思想的交变阶段


第三个五百年开始,正当东汉的时期(王莽于公元九年正式篡位。而且扬雄所著《太玄》的术数之学,另启东汉阴阳术数的儒学思想之渐)。由此经汉末到三国之间,也正是儒家经学的注疏集成阶段,将近三百年来两汉的儒学,到此已近于尾声。代之而起的,便是中国文化史上有名的“三玄”——《易经》、《老子》、《庄子》之学的抬头。从此历魏、晋、南北朝而到梁武帝的阶段,便是佛教禅宗的初祖——达摩大师东来的时期(梁武帝自公元五○三年建国,达摩大师的东来,约当公元五一三年间的事)。我们必须注意王莽的思想,,以恢复井田制度的理想为目的。但他缺乏心性修养之学的造诣,与孔、孟的儒学思想无关。


在这第三个五百年间,自汉末三国之际,由于佛教传入之后,儒、佛、道三家的优劣,和宗教哲学的争论,一直延续到隋唐之际。有关这些文献的资料,我们都保留得很多,可惜注意它的人并不太多。因此可说这个时期,是儒、道、佛文化思想的交变阶段。


其次佛教的各宗,也在此阶段开始逐渐萌芽。例如与禅宗并重的天台宗,也自梁天监十三年到唐贞观年间正式形成。负有盛名的天台宗智者大师,便在隋开皇十七年间才开张他的大业。如果以儒家学术为主的立场来讲,这五百年间可以说是儒学的衰落时期。


(四)隋、唐文化与儒、道、佛及理学勃兴的阶段


第四个五百年,便是隋、唐文化到宋代理学兴起的阶段。中国佛教十宗与中国佛学体系的建立确定,便是由隋到初唐而至于天宝年间的事(约当公元六○○——七五六年间)。但这个阶段,却是中国文化最光荣的阶段,也可以说是唐代文化鼎盛的阶段,可是儒家的学术思想,除了词章记诵以外,并无太多义理的精微。


自唐太宗“贞观”之后,从达摩大师传来一系的禅宗,南能(在南方的六祖慧能)和北秀(在北方的神秀)之后嗣,便大阐宗风,风靡有唐一代。我们如果强调一点说初唐的文化,便是禅的文化,也并不为过。但在此时期,道教正式建立,道家和道教的学术思想,自“贞观”以后,也同禅宗一样,同样地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因为佛教受到禅宗影响而普遍地宏开,于是引起中唐以后,中国文化史上有名的韩愈辟佛事件。


韩愈辟佛开启了宋儒理学的先声。韩愈辟佛事件及其著作《原性》《原道》和《师说》的名文,是在唐宪宗“元和”间(约当公元八一九年)的事。我们说句平实的话,只要仔细研究韩愈的思想和当时文化与宗教的情形,与其说韩愈是在辟佛,毋宁说韩愈是在排僧,或者可以说激烈地在排斥佛教的形式而已。至于韩愈在《原道》中所提出“博爱之谓仁”的思想,那是从他专门研究墨子思想的心得,融化入于儒家思想之中。一般人都忘了韩愈的学问,致力最深的是墨学,因为后世很多人忘记了这个重点,便人云亦云,积重难返了。其实,除了韩愈的辟佛,渐启后来宋儒理学的先声之外,真正开启宋儒理学思想的关键,应该是与韩愈有师友关系的李翱所著之《复性书》—文。


禅宗五家宗派的隆盛,由公元七七○——八五三年到公元八八四——九五六年之间。禅宗的五家宗派,鼎峙崛起,各自建立门庭,互阐禅宗。如沩仰宗所建立○(圆)相的旨趣,开启宋代“太极图”的先河。曹洞宗的五位君臣,取《易经》重离之卦的互叠作用,激发宋代邵康节的易学思想。临济宗的“三玄三要”之旨,对宋儒理学的“太极涵三”之旨趣,极有影响。此外,云门宗和法眼宗的说法,也都与理学有息息相关之妙。


(五)宋明理学与王学的阶段


第五个五百年,便是继晚唐五代以后宋代儒家理学的兴起。宋太祖的建国,正当公元九六○年间的事。到了乾德五年(公元九六七年)便有中国文化史上有名的“五星聚奎”(五星连珠)的记事。这个天文星象的变象,也就是后世一般人认为是感应宋初“文运当兴”的象征,因此认为宋初产生了理学的五大儒就是“五星聚奎 ”的天象应运而生的。


到了宋仁宗景德年间(约当公元一○○○年间),儒家的理学大行,已有要取禅宗而代之的趋势。但在此之先由宋真宗开始,道教也大为流行,一直影响了徽、钦北狩和高宗南渡的局面。在此同时可以注意的,便是公元一○六八年间,宋神宗起用王安石,又想要恢复井田制度等的理想,因此宋代的党祸和理学门户之争,便也在此时期揭开了序幕,这是中国文化学术史上一件非常遗憾,也许可以说是一件很有趣的史事。


可是在当此之前五百年间,禅宗的王气将衰,到了这个五百年间,宋代五大儒的理学思想,崛然兴起而替代了禅宗五家宗派的盛势,虽曰人事,岂非天命哉!


由宋儒朱熹、陆象山开始,经历元、明而到王阳明理学的权威时期。朱熹生在建炎四年(公元一一三○年),卒于庆元六年(公元一二○○年)。陆象山生于绍兴九年(公元一一三九年),卒于绍熙三年(公元一一九二年)。朱熹的“道问学”和“集义之所生”的宗旨,和陆象山的“尊德性”而直指心性,不重支离琐碎的探索,便是中国文化史上非常有名朱、陆思想异同之争的一重学案。到了明代宪宗成化、嘉靖之间(约当公元一四七二——一五二八年间),王阳明理学的思想大行,从此以后,中国文化思想的领域,大半都是陆、王的思想。


(六)明清儒学与近百年历史的巨变


第六个五百年,就是开始经明武宗而到万历,王学大行,末流所及,弊漏百出,终至有“圣人满街走,贤人多于狗”之讥。理学到此,已势成强弩之末,也与禅宗一样,都有等分齐衰之概了。


清初诸大儒,如顾炎武、黄梨洲、顾习斋、李二曲等人,遭遇国亡家破之痛,鉴于明末诸儒“平时静坐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迂疏空阔,大唱朴学务实,学以致用于事功的成就。一变明末理学的偏差,大有宋儒陈同甫、辛弃疾的风范。而且极力鼓吹民族正气的良知,延续中华民族的正气和中国文化的精神,因此影响直到清末而产生了孙中山的思想,如“建国方略”和“心理建设”等等,也可以说是承接顾炎武、黄梨洲之后而继孔、孟儒家思想,融会古今中外的文化学术而构成简明易晓的大成。


由满清入关而到“甲申”建国的时期,也便是公元1644年间的事,从此自十九世纪的末期而到现在的世纪交替,我们的学术思想和历史文化,又遭遇一个古今中外未有的巨变阶段。理学的形式和禅宗的新姿态,似乎正在复活,它将与古今中外的洪流,有接流融会的趋势。


衡之历史的先例,以及“易经”术数之学的证验,很快的将来,新的中国文化的精神,必将又要重现于世界了。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我们立志,记住张横渠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名训,作为国家、为自己事业前途的准绳。


摘录自《中国文化泛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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